前言：本回忆录以本人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为轴线，力图通过我的人生经历反映我所经历的中国大陆社会各个时期的真实面貌，以还原被中共当局刻意扭曲了的历史真相，所以回忆录中对我周围的社会现实的记录和分析较多。
（一）
摘要：尚德街３４号中共地下党活动金元券贬值迎接“解放”外公和他对金元券和国民政府的抱怨
卢先生一家去香港后，我们一家便搬到他们在尚德街34号的宅院，这所宅院比我们在东茅巷的四合院要大一些，库房也大，便于药品的存放与保管，安全条件也好得多。住到尚德街后，我仍在城东四校读小学三年二级，弟弟。也在那里读一年二级，二姐仍在开佛寺小学读五年二级，哥哥也考插班到修业小学六年二级念书。
那时长沙战争气氛已经很浓重。在小学上学、放学的路上不时会碰到全副武装的国民政府军队头戴钢盔、肩扛轻重机枪、迫击炮、冲锋枪和上了刺刀的步枪成排、成队神色庄重地从街上走过，他们有的是从前线败退下来的，有的是奉命前来防守长沙的，在长沙各个重要街口，也有军队在那里用砖石或沙包修筑了街垒，每个街垒都有荷枪实弹的军人据守，报纸上也宣称“国军要死守长沙”。
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也日趋频繁，街上不时有共产党利用它的外围组织诸如：青年学生联合会、学生自治会、泥木工会……等组织的反饥饿、反官僚统治、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的游行示威活动。
我们亲眼目睹了后来这个世界上最凶残、最不讲民主、最不讲自由、官僚主义最严重、造成八千余万中华儿女非正常死亡的中共当局，当时是如何巧妙地利用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对民主、自由和底层民众对温饱生活的渴望；对官僚统治、贪污腐败现象的痛恨来推翻国民政府的统治的。只是我们和大多数中国民众一样都被中共当局的谎言和假像所蒙蔽，未能认清中共当局的真实面目。
对于中共挑起的这种反政府活动，国民政府也针锋相对地采取了一些打击行动。湖南高校学生联合会负责人高继青，便被国民政府特工抓捕后杀害于长沙南门外市郊的荒野之中，由于掩埋尸体时过于仓促，挖了一个浅坑，尸体丢进去后，仅盖了一层薄土便了事。后被郊外的野狗扒开黄土咬食尸体，才在高继青失踨数天之后，被人发现他的尸体，此事引发了学生、市民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不少市民学生走上街头高呼结朿特务统治、严惩杀人凶手的口号。
面对局势的危急、战争的迫近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市民们各自采取了许多自卫措施，有的把财物转到乡下老家可靠的地方，我们外地人在乡下举目无亲，只好把值钱一点的东西用油纸、油布包札好(那时没有塑料，防水防潮通常都用桐油把棉纸或棉布浸泡后晒干做成的油布、油纸)趁夜深无人之时，在院子里不起眼的隐蔽地方挖个坑埋起来再盖上泥土、砖瓦块以恢复原状。
我们住的尚德街34号在一条小巷子里面，旁边是“养天和国药局”黄老板一家(药局的门面在八角亭附近)，黄老板家里兼作药局的堆栈(现在叫作仓库)和中、成药的加工作坊，除黄老板一家人外，还有十多个年轻力壮加工制作中、成药的工人，对面是八角亭介昌绸布庄的易老板一家，巷子最里面是一家民间慈善机构“楚化善堂”。几家户主协商一致，共同出钱请木匠在巷口用菜碗口粗的园木做一道七、八米高的防盗栅栏，栅栏的大门用粗铁链和大锁锁上，只有每户的户主配有钥匙。这道大栅栏盗匪歹徒不易翻越，又把广大、养天和、介昌的员工组成自卫队，并配有棍棒作武器。
地方上也由保、甲长出面募集年青力壮居民组成自卫队，由各家各户出钱维持自卫队的开支。这样做主要是预防国军撤退后；共军尚未进城时的统治“真空”时期城里的贼匪、流氓、歹徒对市民的抢劫侵扰，以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市民的安全。
到这年的七月下旬学期结朿，我和弟弟结朿了在城东四校的学业，哥哥在修业小学高小毕业，大姐在艺芳女中初中毕业，二姐也在多佛寺小学念完高小五年二级。在尚德街那段时间，市民们人心惶惶，对未来一片茫然。但大多对共产党的本质缺乏认识，由于共产党对它自己所作所为严格的保宻制度和欺骗宣传的高超手腕，使得人们对未来共产党的统治大都抱有不切实际的“厚望”，特别是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甚至哥哥、大姐、二姐和我们这样的少年儿童也是如此。我们盼望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即将到来，希望中国从此不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希望从此一洗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屈辱和苦难，希望从此一扫国民政府的一切贪污腐败与社会不公。
总之除了少数与共产党打过交道，对共产党和它所打的“共产主义招牌”的本质有所了解的人(这些人已感知无可穷尽的灭顶之灾即将到来，他们都在准备逃往国外、香港或台湾)之外，大多数平民百姓都对共产党抱有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美好的幻想，不久便被共产党统治的现实击得粉碎。
那时的长沙谣言四起：有的说共产党的便衣早已进了城；有的说“解放军”已打到岳阳、平江。后来报上登出了程潜、陈明仁、唐生智、陈渠珍（民国时代湘西的实际统治者，号称湘西王，“解放”后尽管他领导湘西和平起义于共产党有功，共产党也宣称对“和平起义”人员既往不咎，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仍破中共当局以土匪、恶霸、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处决）……等湖南党政军要员通电和平起义的电文。此时共军已逼近长沙，有时还可隐隐听到隆隆的炮声。
自程潜等通电起义后，便时有国军的飞机飞临长沙上空进行轰炸，主要目标是火车站、铁路线、省政府、市政府、发电厂等要地。每当国军飞机飞来前十来分钟，中山路国货陈列馆屋顶上的警报器便会发出幽长凄厉的警报声，警报声的频率越快表示飞机离得越近。母亲是在重庆经历过日寇飞机大规模轰炸的人，对这种每次来两三架飞机的轰炸当然并不感到十分惊恐，自然能从容应对，母亲把两张结实的八仙桌并排靠墙放在墙角，桌上用好几床厚棉絮盖上，并让棉絮四面下垂，以阻挡可能飞来的弹片和砖头瓦块。母亲知道尚德街距火车站、发电厂、铁路线、省、市政府都比较远，除非驾驶员投弹失误才有可能炸到我们住房附近，所以叫我们不要怕。警报声一响，全家人便躲到采取了防弹措施的两张八仙桌下面。有时我们好奇，飞机轰炸时跑到院子的空地上看飞机投弹，开始看到飞机下面出现两三个芝麻大小的小黑点，随着这些小黑点(炸弹)的下坠，黑点变得越来越大，到黑点从视野上消夫后不久，便会听到从远处传来两三声爆炸声，还能在飞机四周看到一朵一朵淡粉红色的小皮球大小的花，一会儿就消夫了。那是对飞机射击的高射炮的炮弹在高空爆炸所形成的烟雾，飞机炸完飞走后，警报器一声长鸣表示解除警报。接着就有小道消息传来，火车站、省市政府、发电厂所在地火车南站附近中了炸弹，炸毁了一些房屋也有人员伤亡。不过在高射炮的攻击之下，国军的飞机也不敢低飞，所以轰炸除了起到扰乱民心引起惊恐的作用之外，并未取得多大的实际效果。有几次警报响后，看见飞机飞来了，在长沙上空转了几圈后，把炸弹丢到湘江里，“完成轰炸任务”后便飞走了。于是，市民们便有传言，说是：“那几架飞机的飞行员是湖南人，不愿炸自已的同乡、亲友”。我现在想那倒不一定，这种行为可能是经连年战乱之后，飞行员们有恹战心理，更不愿国人互相残杀所致。但愿这些把炸弹丢进湘江的飞行员们回去后没有受到上级的追究与惩罚。我想长沙的市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义举的。
一九四八年初国民政府为挽救经济财政危机，在全国强制发行金圆卷，民间所有的法币、银元(俗称“光洋”，光洋有两种：一种光洋上铸有表世凯的头像，因光洋上的头像较大俗称“袁大头”；一种光洋上铸有孙中山先生的头像，因头像较小，被湖南人称之为“细老壳”，“袁大头”含银量比“细老壳”略重，故在市面上“袁大头”比“细老壳”更受欢迎)、金银、银行存款都要按一块“光洋”兑换一圆金圆卷的比例兑换成金圆卷，任何私人不准私藏金银和银圆。
舅舅一家“光复”(指抗战胜利后，日伪占领区恢复国民政府统治这一过程)后随空军总部去了南京，因舅舅一家子女较多，只有舅舅一人的军晌养活一家人，经济上不十分宽裕，所以我们到长沙后外公就主要在我家住，有时也到上海的二姨妈那里住一阵。外公那时积蓄了一千五佰多块光洋存在银行里，作为自已养老和应付舅舅一家的不时之需用的，结果一声令下存在银行里的法币、金银和光洋都要兑换成金圆卷。外公一生积蓄下来的一千五百块光洋的存折变成了一千五百圆金圆卷的存折，结果，不到一年时间到一九四九年春季，随着物价飞涨，金圆卷急剧贬值，这时的一千五百元金圆卷连一包香烟也买不到了，气得外公一天到晚在家里大骂老蒋(指蒋介石)不是个东西，坑害老百姓，害得他多年积蓄的一千五百块大洋付诸东流，使他变得一无所有。不过金圆卷的急剧贬值责任并不完全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身上。共产党为夺取政权而引起的内战、国民政府战局的恶化、共产党在国统区制造的种种骚乱、谣言、颠覆活动应是造成国家经济崩溃、金圆卷急剧贬值的罪魁祸首。但是一般“不明真像”的民众当时哪里知道这些真实内幕，在共产党，特别是国统区的地下党的挑唆、歪曲事实真像的宣传鼓动和破坏之下，一般民众只道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统治导致了经济的崩溃和金圆卷的贬值。外公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先生的误解、失望、不满和愤怒，大概是当时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和学生对以蒋介石先生为首的国民政府态度转变的一个缩影。从这里我们就可看到原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领导中国军民坚持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使中国挤身于中美英苏四强之一，并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五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之一，而赢得的民心是怎样在共产党挑起的内乱、内战、和歪曲欺骗宣传之下丧失殆尽的。
金圆卷期间物价的飞涨是未经历过的人很难想像的，市民们往往要拿着成捆的金圆卷去买香烟、火柴、油、盐、米、菜之类的生活物资，极感不便，往往上午一个价钱到下午又涨了，有时甚至只隔一两个钟头就又涨价了许多，到后来金圆卷已完全丧失了信用和价值，而且拿着成捆成捆的金圆卷去购物也十分不便，接着国民政府又发行了一种银元卷，由于有了金圆卷的教训，民众再也不相信中央银行发行的这种新纸币了，银元卷只发行流通了一段极短的时间便被民众抛弃而寿终正寝了。此时民众重新拿出光洋，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发行的铜币(民间称之为“铜板”，其价值的大小与铜板的大小和厚度成正比例关系)来作流通货币，由于这些硬通货实际的价值与其面值相当，不大可能贬值，也不可能滥发，这才在很大程度上制止了物价的飞涨。用光洋和铜板作货币，“解放”后还流通了一段时间，直到第一套人民币发行后才禁止流通光洋和铜板。
从一九四九年七月下旬开始就陆续有传言，说“解放军”将于某月某日进城，市民们特别是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都早已引颈企盼“解放”大军进城，并作好了欢迎的充分准备。由于程潜、唐生智、陈明仁等领导的湖南和平起义，使得长沙并没有出现市民们担心的国军撒走共军尚未进城的统治真空状态必将发生的社会混乱现象。起义当局仍要求各级政府、军警、治安单位坚守岗位，继续履行职责直到中共接管为止，以维持社会治安，防止出现抢劫、流氓滋事和骚扰民众的事件。所以直到“解放军”进城，长沙市都未出现重大的社会动乱，这可以算是程潜、唐生智、陈明仁通电和平起义客观上对长沙乃至于全湖南省民众做的一件好事吧！
到一九四九年八月五号传来消息说：今天“解放军”会进城，并举行入城式。我们一家人除母亲之外，都很早就跑到中正路广大药房前的马路上等候，这时，马路上早已挤满欢迎的人群，以及由工人、学生组成的欢迎队伍(这些满怀各种巨大希望的人，包括我们在内到后来才遂渐明白，他们迎来的不是美好的希望，而是一场至今仍未穷尽的、史无前例的巨大而深重的灾难。可悲的是至今仍有许多人尚未明白过来)，人们敲锣打鼓、打着欢迎的标语、小旗和横幅，学生们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金凤子那个开红花，一开开到了穷人家，穷人家么要翻身么，世道才像话”等解放区的歌曲。左等右等也没等来“解放军”，只好回去吃午饭，午饭后，又到马路上等了一下午仍不见“解放军”的踪影，而且始终没有“解放军”入城时间的准确消息，估计是怕特务的“破坏”、或是防止白天“敌机”的轰炸，傍晚，传来较为准确的消息说：部队已经抵达城外的浏阳河，晚上举行入城式。我们兄弟姊妹只好又回去吃晚饭，晚饭后又连忙赶到马路边等候，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看到一支身穿整齐的灰兰色军装、肩扛着各式轻重机枪、迫击炮、卡宾枪和上着刺刀的步枪的“解放军”迈着整齐的步伐从蔡锷路那边开过来。一路上受到市民、学生真诚而热烈的欢迎，市民们、学生们不停地呼喊着欢迎“解放军”、欢迎“解放”、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口号、唱着上面那些歌曲、不停地燃放烟火、鞭炮、不停地敲锣打鼓。入城式一共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到晚上十一点多钟入城欢迎仪式才结朿。兴奋得几近疯枉的人群才遂渐散去。
我们五兄弟姊妹才在父亲的带领下，怀着一种莫明的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回到家中。由于过度的激动和兴奋，上床后都久久不能入睡。我们和长沙绝大多数市民、学生一样，以为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富强的新中国就从这一天开始了，完全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中华民族一场空前的大劫难从此便拉开了序幕。完全想象不到这场由共产党带来的所谓“解放”带给中华民族的却是独裁、专制、镇压、屠杀、饥饿、社会倒退、民生凋敝、永无休止惨无人道的斗争、迫害、控制、欺骗、愚弄、腐败透顶、贫富悬殊、政治经济上的倒行逆施，这些至今仍未穷尽的深重灾难。
我小时候受外公的影响很大，外公马玉庭的人生阅历非常丰富，对许多人和事都能一眼洞穿其本质，他经常讲故事给我们听的，除了许多民间故事之外，还给我们讲“三国”、“水浒”、“西游”、“聊斋”这些中国古典名著，特别是“三国”讲得最多，外公对“三国”熟悉的程度，几乎达到了“倒背如流”的地步，外公讲故事时使用的语言生动有趣，讲起来绘声绘色，我们听起来兴高彩烈、忘乎所以。由于我小时候在重庆的一个不良习惯(即每当一家人一起出行时，我不让任何人走在我的前面，如有人走在了我的前面，一旦被我发现，我便会大哭大闹起来，一定要走在我前面的不论大人还是小孩都要退回到我的后面才肯罢休，即使他们站在前面等我走上前去也不行)使得外公对我另眼相看，外公时常把我一个人叫到他的房里，把母亲为他准备的适合老年人吃的蜜饯、点心拿给我吃。母亲专门为外公备有一个小铁筒放在外公的枕头旁，里面放了一些适合老年人吃的食品，以供外公随时取用。
外公一八七0年生于南京，据外公说他的父亲曾和“长毛”(南京人对太平军的称呼)打过仗。在“长毛”进攻南京时，南京市民对“长毛”滥杀无辜早有所闻，纷纷自发组织起来与攻入城内的“长毛”作战，外公的父亲虽有些武功，但伧促组织起来的民军哪里抵挡得住被洪秀全的邪教洗了脑的凶残无比的“长毛”军队。在战斗中外公的父亲屁股上挨了一刀，顿时血流如注，攻入城内的“长毛”越来越多，他想想继续战斗下去已没有意义，求生的本能使他灵机一动，趁敌人不注意时，用手把屁股上的血涂抹在自己的头上脸上身上倒在死人堆里装死，居然侥幸脱险，后趁天黑无人时逃回家中躲起来养了。
（二）
摘要：古董行家外公马玉庭古董发掘行家武尚志“三反、五反”运动父亲“主动”上交的古董“下楼”过关
外公小时候被送到古董店当学徒，学做古董生意，长大后便以此为生。这是一门非难学的生意，因为不仅要学会鉴别种类繁多的各种文物的真伪，还要会鉴别各种文物的制作年代并判断其价值的高低。这是一个要在书法、绘画、陶瓷、古文字、金石、雕刻、民俗、历史……等诸多方面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知识的行业。现在有专门的大学可教授考古学方面的专门知识。而当时却没有专门教授考古知识的机构，全凭学徒从带他的师傅那里一点一点地学习和积累，而师傅们为确保自已的饭碗不被自己的徒弟挤掉，往往要对学徒们留一手，每当要露出真本事时，师付们惯用的手法是支使学徒去做杂事，把学徒支开，不让学徒听到或看到，学徒们的古董知识大都是从师傅、买家、卖家那里偷学来的。
父亲在长沙有位朋友也是南京人，叫伍尚志，他比父亲年长十多岁，此人原系上海滩上一位发掘文物古董的行家(按现在的标准完全可以称作考古专家)。伍先生抗战时期从上海逃难到长沙，所携财产因八年抗战已消耗殆尽，到抗战胜利时已无力返回上海重操旧业，他还在长沙娶了一位长沙女士为妻，他夫人不愿离开长沙去上海，大概也是他抗战胜利后未回上海的原因之一。抗战胜利后，伍先生夫妇在长沙桂花井“修业小学”对面开了一家小餐馆以维持生计。父亲为了关照伍先生的生意，有时也带我们去伍先生的小饭店吃饭，好在伍先生做的菜也是南京口味，父母亲也还勉强吃得来。由于这位伍先生仍有抽鸦片烟的劣习，他那小饭店的收入是远不足以维持他抽鸦片烟的开销的，所以伍先生在长沙重操旧业，干起了挖掘古董的行当。那时的长沙市不大，只有卄多万人口，城外四郊到处都是墓地。伍先先非常厉害，仅凭他在发掘古董方面的专业知识、历史知识、风水堪舆方面的知识和丰富的实际经验，再加上他的直觉便可较为准确地判断哪个地方下面可能有古墓葬。看好地方，他便出钱请那几个经常帮他挖墓的农民工帮他进行挖掘，这些农民工因经常帮伍先生挖掘古墓，也从伍先生那里学会了如何挖才不致损坏古墓里的古董。伍先生付给农民工的工资通常都是这些农民工从事其他工作时的好几倍，所以他们都乐意应伍先生的召唤前来帮伍先生挖古董。在那些农民工的眼里，坟墓里挖出来的那些颜色暗淡、锈迹斑斑的青铜器、铁器、陶瓷器皿……等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值钱的地方。伍先生当然不会让这些农民工知道那些古董的真实价值，只是告诉他们收集这些东西是他个人兴趣爱好。伍先生当然也时常有看走眼的时候，此时花了许多工钱和精力，最后却一无所获，这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不过伍先生的挖掘往往所获不菲。每当伍先生发掘到有价值的古董便会首先拿到我家来，经外公鉴别古董的年代、价值，父母再与伍先生谈妥价钱后，便会出钱将这些古董买下来。只有那些外公看不上的；或是价钱谈不拢的古董，伍先生才会拿去寻找其他的买家。外公协助我家购买的古董大多是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代的青铜器诸如：鼎、戈、剑、矛、镜、炊具、酒器等，也有一些陶器。
古董收集到一定的数量之后，便由母亲带到上海卖给专门从事珠宝古董生意的四姑父(父亲的四姐夫)。四姑父母一向对我们一家十分关照，价格上是绝不会让我家吃亏的。母亲跑一趟上海有时能赚几千块大洋。有次母亲从上海回来，父亲为犒劳母亲旅途的辛劳，特意带母亲到黄兴南路坡子街口对面的“余太华金号”花了一千五百块大洋，为母亲买了一枚钻戒，这枚钻戒，镶嵌在金戒指上的那颗钻石有一颗黄豆那么大。母亲很高兴，因为自从抗战开始后，母亲已很少添置手饰了。经外公鉴别过的古董从未看走过眼，而伍先生大概也知道外公是从事过多年古董生意的“科班”出身的行家，所以伍先生从来不敢拿膺品来糊弄我的父母。
一九四八年深秋伍先生又在长沙郊外发掘到一座战国时代楚国武将的墓葬和一座西汉古墓葬，从战国墓中出土了一柄青铜剑(长约45厘米)、一支青铜戈(长约22-23厘米并带有侧钩)、一支青铜矛(长度与戈相仿)。西汉墓中出土的是一个镶嵌在棺材头正中的铜质镏了金的虎头形饰物，以及几件上了釉的小型陶器。伍先生将这几件古董拿到我家，经外公仔细鉴定后认为是真品，年代也经外公确认分别是战国时代和西汉时代的古董。外公、父母亲与伍先生谈妥价钱后便将这几件古董买下来了。不知是什么原因，伍先生挖到这几件古董后，并没有立刻拿到我家来，而是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才拿到我家来(我想大概是由于国内局势的影响古董已少有人问津，古董已卖不出好价钱，伍先生想等一等看看局势是否好转，古董价格有所回升时再出手，不料随着准海战役以国军的失利而告终，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眼看古董价格回升无望，而年关将至，伍先生急等钱用，才把这几件古董拿到我家出手)此时已离“过年”不远，父母亲商量打算等过完年，再把这几件古董拿到上海四姑父那里变现。不料过年之后，到一九四九年春季，形势出人意料地急转直下，国民政府接连输掉辽沈、淮海战役之后，共军已打到长江北岸，直接威胁到国民政府的心脏地区南京、上海。正当母亲淮备携古董去上海之际，接四姑父和二姨父的来信，告知上海形势危急，城内城外到处都在构筑防御工事，战争气氛已十分浓厚，不少人已准备疏散去农村老家、有的准备逃往香港、澳门、台湾或移居国外以躲避战乱。不准备走的人家也在忙于贮备食品、日用品，以备战时商品流通中断时之日常需要。面对这种形势。母亲考虑到为应付这种即将到来的战乱，和对未来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恐惧，以及八年抗战对家庭经济造成巨大困难的经验，母亲认为应对未来即将面临的战乱，准备充足的财物是当务之急。所以母亲仍准备冒险前往上海出手这批古董以换取战乱时所需的现金。母亲知道战乱时这些古董既不能吃、也不能穿，还要花许多精力来保管，对家里不仅无用反而是个负担。这就是母亲虽知道路途充满风险，仍坚持要携这批古董去上海出手的原因。外公和父亲极力反对母亲冒险前往上海。此时走水路去上海已行不通，长沙至岳阳的航班虽仍在开，但岳汨去上海的航班却因国共两军已在长江两岸隔江对峙，长江航运业已中断。陆路湘赣、浙赣铁路虽尚未中断，但沿途治安状况十分恶劣，除土匪猖獗之外，共产党游击队、地下组织的袭扰更加剧了旅途的风险。况且即使安全抵达上海，在那种兵荒马乱、人心惶惶的战争恐怖气氛笼罩之下，恐怕也不会有人会出大价钱来买这些不能吃不能用的老古董，即使有四姑父帮忙也难以卖出好价钱，甚至根本就卖不出去。在外公和父亲的极力反对之下，面对那种局面，母亲也只好放弃了去上海的打算。
到一九五二年前后的“三反”、“五反”运动时(广大药房已在运动前的一九五一年秋季实现了公私合营，是长沙也是全湖南省最早实现公私合营的私人企业之一，公私合营后，父亲进入新成立的公私合营企业“建湘企业公司”的医药部门工作)，父亲所在的建湘企业公司的劳方员工和长沙工程兵学校(即后来的工程兵学院和现在的国防科大的前身)的军人(因该校的军医和后勤人员曾多次到广大药房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日夜不停地轮番向所有资方人员进行批斗揭发，要父亲和其他资方人员交待自已并揭发他人贿赂干部、拉干部下水、偷税、漏税、拉拢腐蚀干部和贪污的反革命罪行。
有时这些“三反、五反”军人干部晚上还跑到家里来，逼迫父亲交待自己和揭发他人的罪行直至深夜，搞得全家人和邻里都不得安宁。由于白天父亲都要到他上班的医药公司接受批斗和交待“罪行”，所以工程兵学校的“三反五反”二作组的军人只好晚上到我家来逼迫、威胁父亲交待拉拢腐触该校医务人员和釆购人员的罪行，有一次来的几位军人中有一位特别凶，他扬言他们学校的医生和采购人员都承认了你收买腐蚀他们的罪行，你还不老实交待，说着掏出一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扳，威胁道：你再不老实交待，老子就一枪毙了你！父亲说：没有的事你要我怎么交待，你别这么凶，我儿子也是解放军，他还在朝鲜抗美援朝，说着指着门口挂的那块“光荣军属”的牌子给他们看。此后再来的军人对父亲的态度缓和了不少。一个多星期后，大概工程兵学校那边对来广大药房买药品的医生和釆购人员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也就再也没有来过了。
父亲本系老实本分的商人，且胆小怕事，“解放”后哪里敢干这些违法的事情，自己当然没有什么好交待的，又不能违心地去胡乱检举揭发其他落难的资方人员和公方的干部、军人。
后来“三反五反”工作组把资本家们分行业集中到一个地方以学习文件、交待问题为名进行软禁。在那里不仅要交待自己的偷税漏税、拉拢腐蚀干部的问题，还鼓动资本家们互相检举揭发对方的罪行，一旦某资本家交待了这类问题，又主动退赔了“赃款”，而且捡举揭发其他资本家有功，便可以被释放回家，当局还要通过广播电台对此人进行表扬，宣称某某某交待问题彻底、积极退赔并检举揭发他人有功，已获得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今天已“下楼”回去与家人团聚。
我们在家里每天注意收听省市电台的广播，总希望从电台宣布的“下楼”名单中有父亲的名字，但每天都失望。直到有一天一位“三反五反”工作组的干部拿着父亲写的笔信到我家交给我母亲亲，信中要母亲把家中那几件古董交给来人，说是已主动捐献给国家，计有：战国时代的一柄青铜剑、一把青铜戈、一把青铜矛和西汉时代的一个鎏金铜虎头棺材头上的饰物以及几件釉面陶器。母亲用布将这些古董包好交给来人。第二天便从上午的广播中听到公布的“下楼”单中有父亲的名字，下午父亲便回到家中，母亲连忙说回来就好，破财消灾嘛，母亲连忙上菜场买了些父亲喜欢吃的菜，晚上做了一桌菜，又拿出一瓶茅台酒给父亲压压惊。晚上吃饭时父亲说他在那里学习、交待问题，因自己实在没有什么违法的事情好交待，又不愿胡乱检举揭发别人，眼看学习班的人一天天减少，到后来只剩下不多几个了。父亲从被宣布“下楼”的人那里看出了门道，都是退赔了大量钱财之后，才被宣布“下楼”的，此时父亲才明白：政府搞这玚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从资本家身上搞钱。于是父亲只好向工作组“交待”自己公私合营前剥削“元记字号”和“广大药房”员工的“罪行”；批判自己过去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表示要在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自觉改造自已的资产阶级思想，使自己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了表示自己与过去的资产阶级剥削生活决绝，父亲向“建湘企业公司”的“三反、五反”运动领导小组的公方和劳方领导表示“自愿”把“觧放”前靠剥削得来的钱买来的战国时期的一柄青铜剑、一支青铜戈、一支青铜矛和西汉时期的鎏金虎头棺材头饰物和几件小型釉面陶器无偿捐献给国家。那时每天广播的内容大都是某部门又揪出了一只大老虎(指有较大贪污腐败行为的干部和有重大偷税漏税或拉拢腐蚀干部行为的资方人员)，也广播那些“表现好”、交待自已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罪行彻底，并积极退赔的干部和资方人员，以及捡举揭发他人罪行有功的干部和资方人员，宣布这些人“下楼”。父亲终于以那批珍贵的文物为代价换来了被宣布“下楼”。
还在一九四八年内战局势尚未完全明朗之前，目光敏锐、深谋远虑的蒋介石先生，尽管在淮海、平津两大战役尚未开始，国统区的国大代表和总统选举正闹得轰轰烈烈之际，似乎就已经预感到大陆沦陷于中共之手，已是必然的趋势。在台湾中共幕后挑起的二.二八事件之后，蒋先生就着手经营台湾，先派善于处理各种棘手事件的得力助手白崇禧将军到台湾进行二.二八事件的善后和安抚工作；接着又把得力亲信陈诚派往台湾担任省长，陈诚秉承蒋先生的旨意，到台湾后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货币以及和平的土地改革，为后来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九四八年秋蒋先生便把一些重要的中央军事机构迁往台湾，而空军司令部即是最早迁台湾的中央军事机构之一。舅舅在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往南京之前，就已由王陵基部调到空军司令部从事庶务工作(即现在所称的后勤、总务之类的工作)，迁南京之前就已升至上尉军阶，一九四八年秋去台湾时，大约已升至少校职衔，由于舅舅工作勤恳、忠实可靠，在贪污腐败较为流行的国民政府时代，舅舅位居一般人视为肥缺的后勤岗位却能保持洁身自好，不为所经手的财、物所动，实属难能可贵，后在台湾以上校职衔退役。
去台湾之前舅舅也曾犹豫，一想到去台湾，那里人地生疏，又远离亲友故旧，一家八口人除外公长住我家不必忧虑、长女已外嫁上海金家之外，还有一家六口四个儿女都正值学龄，到台湾后仅靠舅舅一人的工资生活恐难以为继。曾想留在大陆。舅舅他们一家所乘空军司令部的轮船去台湾时，曾停靠上海码头，舅舅曾登岸去大女儿继美在上海的家中告知不想去台湾，想在上海留下来，可是继美的婆家金家虽在上海经营餐饮业，但当时物价飞涨，经济面临崩溃，金家经营的东来顺餐厅，虽也算得上上海滩小有名气的餐厅，在那种社会经济形势之下也已难以为继，继美的丈夫金家大少爷金鸿章先生已失业在家，在这种状况下，继美一家实在无能力接纳舅舅一家六口人的到来。因为舅舅那时尚末脱离空军司令部，一家人如在上海停下来，以那时的经济环境和就业形势看，舅舅要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份能养活一家六口人的工作的可能性是十分渺茫的，而继美一家也无法长期负担舅舅一家人的生活，所以继美和她的丈夫不同意舅舅一家人留在上海。面对女儿女婿的惋言拒绝，舅舅十分伤心失望，心想在危难时节自己的女儿女婿和在上海与继美住在一起的舅舅的二妹、二妹夫(即我的二姨妈、二姨爹)居然不愿与自己一家人共度时艰。舅舅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只得怀着这种悲伤和失望的沉重心情回到空军司令部开赴台湾的轮船上和舅妈一起带着四个儿女离开令他失望、也令他眷恋的他熟悉的中国大陆，走向生疏且前途未卜的台湾。
由于这一原因，舅舅去台湾后，直到上海“解放”这一年多的时间内，一直没有给他的女儿女婿和妹妹们写过一封信，以致和大陆的亲友失去了任何联系。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舅舅一家要留在上海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继美和二姨妈所在的金家，也算得上是大户人家，所经营的东来顺餐厅在上海饮食业也算得上小有名气，虽然当时面临战乱，经济不景气对东来顺的生意有所影响，但多年来的老本尚在，安排舅舅一家找个简易住处并不要花多少钱(因许多上海人为躲避战乱逃离上海，空下了不少住房，所以租金全并不太贵)，况且舅舅既然打算留在上海在经济上也必然或多或少作了一些准备，应付一段时间的生活当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况且只要不计较工作的条件，舅舅和他的儿女们要找一些出卖体力的工作，也应能找得到。如果再加上继美家、二姨妈家和我家的一些帮助，维持舅舅一家在上海的基本生活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况且那时我家的经济状况还算可以，给舅舅一家适当的帮助还是可以做到的。
继美和金鸿章的婉拒，当时虽引起舅舅一家人的不满和失望，看起来对舅舅一家人是件坏事。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解放”后大陆发生的事情来判断，当时幸亏继美和鸿章的婉拒，才使得舅舅一家没有留在大陆而去了台湾。如果舅舅一家当时真的留在了大陆，以舅舅国民党“伪军官”的身份，舅舅和他的家人是无论如何也逃不过“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的，家破人亡恐怕是舅舅和他的家人难以逃脱的必然下场。
舅舅一家人到台湾后，虽经历了初到台湾那段生活极其艰难的时期，但随着台湾多项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实现而带来的经济起飞，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子女们多已完成学业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定居。舅舅也于达到退役年龄后，以上校军衔退役，与舅妈一起安享晚年，舅舅、舅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先后去世。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史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