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13日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来到毛泽东住处，为患有眼疾的毛泽东侍读古籍。
谈话由芦荻请教几部古典小说开始。毛泽东先谈《三国演义》和《红楼梦》，随后转向《水浒传》。芦荻问起毛泽东过去所说的“《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泽东肯定了这一说法，并发表了后来广为传播的一段评论：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毛泽东认为，宋江接受朝廷招安，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代表了一条投降路线；他还用当时的政治语言称宋江“搞修正主义”，并批评金圣叹删去受招安以后的内容，使读者不能完整看到宋江走向投降的过程。
从谈话形式看，这是一次由古典文学问题引起的即兴评论；从内容看，它又绝非与现实政治隔绝的文学讨论。“投降派”“修正主义”“反面教材”，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具有明确现实含义的政治概念。
芦荻随后整理谈话记录。8月14日，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看到记录，立即写信请示毛泽东。姚文元高度评价这段谈话的现实意义，建议将其印发中央政治局成员，转交《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组织评论文章，并重新出版《水浒传》的不同版本。
毛泽东在请示上批示“同意”。
当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即以1975年第196号文件印发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从一次深夜交谈到成为中央文件，前后不足一天。这个速度既显示姚文元对政治信号的敏锐，也显示当时的政治运行方式：最高领袖的一段谈话，一经本人批准，便可以越过通常的研究、讨论和政策论证过程，直接转化为全党学习材料。
8月28日，《红旗》杂志发表《重视对〈水浒〉的评论》。8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该文，又发表署名“竺方明”的文章，把宋江称为古代投降派，并把现实中的修正主义者称为“现代投降派”。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学校、机关、工厂和农村随后组织学习，一部古典小说由文学作品变成辨认现实“投降派”的政治教材。
运动初期没有公开宣布现实中的宋江是谁，但政治影射很快变得清楚。
1975年，周恩来病情严重，邓小平受命主持国务院和中央日常工作，并着手整顿铁路、工业、军队和教育。整顿强调恢复规章制度、提高生产效率、纠正文革造成的混乱，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所代表的激进派发生冲突。
9月17日，江青在大寨讲话，要求评论《水浒》必须“联系实际”。她说，宋江上山以后架空晁盖，又把卢俊义等原来反对梁山的人安排进领导层，随后问道：“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这番话把文学评论进一步转化为现实政治指控。宋江接受招安，被解释为向旧制度投降；宋江取代晁盖，被解释为修正主义者篡夺革命领导权；梁山吸收卢俊义等人，则被用来攻击重新启用老干部和恢复正常行政秩序。
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中，周恩来和邓小平都可能成为“投降派”的影射对象。病重的周恩来显然感受到了压力。根据身边工作人员后来回忆，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在准备接受手术时大声表示：“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1976年，《红旗》第一期发表姚文元的《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文章进一步强调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把评《水浒》的重点从接受招安推进到党内领导权斗争。
然而，这场运动并未形成一次公开点名、集中处理干部的独立政治清洗。各地虽然按照要求组织学习，但经过多年连续运动，基层干部和群众对新的政治暗语已经相当疲倦。许多人知道评论的并不只是小说，却未必能够确定中央究竟要求他们批判谁。评《水浒》因此更像一次政治舆论准备：它制造“投降派”和“翻案”的概念，为随后更加直接的斗争提供语言。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此后，政治运动迅速转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原来隐藏在宋江、晁盖和卢俊义背后的现实矛盾，不再需要继续借小说表达，邓小平成为被公开批判的对象。
同年4月，北京民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同时表达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事件遭到镇压，邓小平再次被撤销党内外职务。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被捕，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评《水浒》也随之退出政治舞台。
文革结束后的官方叙述，倾向于把评《水浒》解释为“四人帮”歪曲、利用毛泽东文学评论的阴谋。这一解释指出了姚文元和江青的主动作用，却回避了另一个基本事实：毛泽东的原话本身已经高度政治化，而且姚文元提出扩大宣传后，毛泽东亲自批准“同意”。
根据现有材料，更符合事实的过程是：毛泽东提出“投降派”和“修正主义”的解释并批准传播；姚文元迅速把谈话组织成宣传运动；江青进一步说明“架空晁盖”的现实指向；全国宣传系统则把这一解释扩展到所有单位。
评《水浒》并非文革中第一次以历史和文学影射现实政治。此前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批林批孔”已经采用过类似方法。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发生在毛泽东、周恩来相继病重，最高权力继承尚未明确，邓小平全面整顿与激进派路线激烈冲突的时刻。
这场运动留下的历史图景因此十分清楚：一次即兴谈话，一份当天发出的中央文件，几篇权威报刊文章，便足以使全国共同寻找一部古典小说中的“现实敌人”。真正推动运动的，不只是某个人对《水浒传》的解释，而是一个能够把领袖语言立即转化为全国政治行动的体制。
主要资料来源：
中共中央办公厅：《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谈话》，中办发(1975)196号，1975年8月14日。
《红旗》杂志：《重视对〈水浒〉的评论》，1975年8月28日。
《人民日报》：“竺方明”署名评论及转载文章，1975年8月31日。
《人民日报》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1975年9月4日。
江青1975年9月17日在大寨的讲话记录。
姚文元：《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红旗》1976年第1期。
芦荻关于为毛泽东侍读及谈论《水浒传》的回忆。
赵炜等关于周恩来晚年言行的回忆资料。
Roderick MacFarquhar、Michael Schoenhals：《毛泽东最后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