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的初衷,是着力解决各路诸侯的分散主义问题。至于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则是要附带解决的次要问题。“毛泽东顺应人心,毅然改变了会议方向;刘少奇讲话直言不讳,痛陈‘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固然令人称道,会议后来取得的积极效果也让人称赞。”但是一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竟然没有使中央领导发现困难的主要原因,而是集体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岂不是发人深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