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
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对共和国历史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至今还有不少疑问没有解开，还有一些谜团没有消散;正规党史的说法和一些专家的观点时有冲突。因此我们很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深入思考，总结出接近真相的观点，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大会的召开，距毛泽东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已经整整一年。按说，一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结束以后，党中央以及全党上下一定掌握了大量的真实情况，思想认识应当是一致的，做出的决定应当是实事求是的。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初衷，也就是开始时召开会议的目的和主题，并非如此，而是矛头向下，着力解决各路诸侯的分散主义问题。至于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则是要附带解决的次要问题。
何谓分散主义?就是大跃进以来，中央把权力下放，各省市自治区违背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各自为政，自行其是。
为何此时突然想起反对分散主义?
原来，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更大的“跃进”，使国民经济不断倒退以致濒临崩溃，全国各地发生大饥荒，粮食全面紧张。亿万农民忍饥挨饿，似乎产生不了多大政治影响，形势还似乎比较“稳定”;而中央从各地征调粮食发生严重困难便大为惊慌!
1961年第四季度，中央需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可是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任务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全面告急，断粮的危险时刻都会发生。而1962年的征购任务更是难以落实。奇怪的是，各地大员的口径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对粮食是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在落实中央粮食征购指标时，总是强调困难。李先念为征调粮食，见了地方领导总是作揖打躬；周恩来为征调粮食，竟然向地方领导说尽了好话。
1961年11月，中央专门开会，向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落实粮食征购问题。邓小平在会上悲叹说，1961年就靠这30天工作了，这30天如果抓不到粮食，就要呜呼哀哉!
在中央的压力下，虽然大家都有畏难情绪，但还是勉强接受了1962年150亿斤的征粮指标。这些中央大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竟一致认为，目前征粮发生困难，主要是地方分散主义在作怪，下边是有困难，但若把形势讲透，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毛就说过，各地不要总是强调困难，只顾农民这一头，不顾大局。于是，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向中央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打通思想。邓小平把会议情况和陶铸的建议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觉得应该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更有利于总结经验，打通思想。于是党史上空前绝后的七千人大会就召开了。
由此可见，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打通地方干部的思想，批判分散主义，以解决粮食征购问题。现在普遍流传的七千人大会的积极成果，是大会转向后产生的结果。
这里有个疑问需要澄清。1961年，不少地方大员在向上面汇报粮食产量时，一改往日高指标、浮夸风、以少报多的做法，而是变得谨小慎微，以多报少，捂紧农民的粮袋子。此时的地方干部为何一下子变得爱惜百姓，为民请命，甚至不惜冒着“分散主义”的风险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呢?
原来，在大跃进狂潮滚涌下，“五风”横行，卫星满天飞，红旗遍地插，导致田园荒芜，食堂断炊，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虽然这些事件发生地的领导百般遮掩，但终究纸包不住火。后来这些地方干部大都被定为“勾结地主富农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受到严厉惩处。信阳地委9个常委被逮捕了8个，十几个县委书记被逮捕了8个，其余全被撤职;通渭县17个县委政府领导被逮捕法办。几位红极一时的省委书记也黯然下台。这些地方干部实际上成了极左路线的牺牲品。残酷的现实使他们意识到，对极左政策如果执行得太坚决，忘记了老百姓“这一头”，一旦酿成事件，激起民怨，地方大员和基层干部照样逃不脱被惩罚的厄运。于是他们变“精明”了，头脑清醒了，对中央的征购指标软抵硬抗，总是强调困难。
即便如此，1961年农村公共食堂刚刚解散，亿万农民从大饥荒的阴影中走出来，肚子仅得半饱;四川、贵州等地饿死人的现象仍在继续发生，全国各地缺粮断顿的危机依然普遍存在。批评各地干部是只顾农民“这一头”，不顾大局，好像广大农村粮食满仓，丰衣足食，就是不愿上缴，是在闹“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则完全是脱离实际的。
大会开始起草的主题报告，是以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中心内容。但是这个报告在大会上让大家讨论时，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和争议。地方官员大都不同意中央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代表们认为，工业上可能有分散主义倾向，而在农业上，根本不是分散主义导致生产下滑，恰恰是中央集中统一的政策，导致粮食产量连年下降;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大轰大嗡的集体化生产方式、违背经济规律的强迫命令瞎指挥，危害严重的大炼钢铁和公共食堂，才是造成农业大倒退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发现中央决定的大会主题与地方干部的思想认识发生冲突，马上改变会议方向，充分听取地方官员的意见，决定重新起草报告，大会的主题随之发生变化，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转为以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为主，随之揭开了大跃进失误的盖子。中央领导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在内，纷纷检讨自己的错误，地方干部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也开展激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场挨批会变成了“出气会”。
这就让人困惑：通过一年的调查研究，对于全国的经济困境，以及粮食征购遭到抵触的原因是什么，中央领导似乎都还蒙在鼓里，竟一致认为是各地“分散主义”在作祟，要召开大会“打通”分散主义思想，和地方干部掌握的情况竟然大相径庭，究竟是为什么?
毛泽东顺应人心，毅然改变了会议方向；刘少奇讲话直言不讳，痛陈“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固然令人称道，会议后来取得的积极效果也让人称赞。但是一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竟然没有使中央领导发现困难的主要原因，而是集体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岂不是发人深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