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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沈阳医学院,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残酷打击迫害知识分子,制造假案,私设公堂,打死和迫害致死19人,逼疯多人。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把有的人逼死后,竟惨无人道地将死者肢解作“标本”。
有位政治老师姓陈名为秀,与陈独秀的姓名只差一字,文革中,这竟也成了罪状。红卫兵把陈为秀捆绑了起来,说他是老“右倾”陈独秀的孝子贤孙。
人死总要掩埋,专案人员为了“方便”今后的办案,一不作、二不休,索性割下他的大姆指头,装进玻璃瓶里,用福尔玛林药液浸泡起来,啥时需要他的手印,随时即可捞出来使用。
“安徽长江北边,村子一半饿死一半逃荒,几百口人的村庄,最后只剩下6个,过了江就是丘陵,进山里饿不死,后来军队干脆在江边上架枪不让过江逃荒,偷偷渡江直接打死。最严重的村子一个人都没剩下。”
文革开始时,侯德喜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突然有一天,老家村里来人,给厂里递了材料,随后就把他这个三年级的孩子五花大绑,戴着近一尺半的高帽子,上书“地主分子侯德喜”,押送回老家洼边村。
我看见我妈妈还没有完全死,还能把衣服解开,让妹妹吃奶……周围有人看着可怜,就走过来,把妹妹抱开。小妹两手都染着妈妈的血,还在哭。民兵看喂完奶了,就走过来,给妈妈头上补了一锄头,妈妈就死了……”
自从吕正操带领共产党军队开进太行山区后,这种恐怖政治同时也被他们带到了那里。“他们在逮捕或处死人犯前,总是先捏造出一些假仁假义的口实;但有时也突然闯进一个曾经发表过反共言论的人的家里,立即予以处决。”
“老头子”还告诉司马璐,“上海平日杀共产党最起劲的巡捕,说不定就是共产党员,因为“他们不多杀一些共产党员是没法取得上面的信任的,多死几个自己的干部有什么关系,何况这也是对党的一种贡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