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披着反帝反封建的外衣，以人类乌托邦之大饼忽悠下，声称和宣扬要建立的所谓红色社会主义，并试图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邪恶政权，结果发现他们比独裁专制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封建主和西方殖民者更坏更邪恶！他们至少不搞什么计划生育，不搞刨人祖坟、烧人族谱、毁人祠堂的混账透顶的事儿！

在国界的那一边，一个校长能凭几通未经官方确认的电话拍板停课，理由是“就算洪水没来，也不过耽误一天的课”。 在国界的这一边，一名民警在口岸守了十三年，最后被剪成可以播出的十几秒。 被封锁的从来不是境外的敌人，是你。防火墙修在你和一段视频之间，不是修在中国和世界之间。 那台机器可以删掉一段视频。 它删不掉水往哪边流。

人类道德感知的结构决定了，我们对个体生命的共情能力，远远大于一堆数字，哪怕它实际上也很重要。 同样的道理，在新闻相对自由的国家，灾难发生之后，记者不仅仅关注领导的英明决策和救援官兵的辛苦付出，还会探访幸存者和逝者家属，让他们讲出自己的经历和哀伤，讲出逝者生前的故事，这样读者才能感同身受，缅怀逝去的生命，帮助幸存者度过难关。这正是尼泊尔各家媒体正在做的事情。 但一段广泛传播的、显示泥石流吞没西藏吉隆县一个边境口岸的片段，已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遭到审查。 不仅“国门”被洪水冲毁，“国人”作为鲜活的生命，也被中共官媒报道掩埋了。

中国在西藏做的就是这一件事——威权政权利用灾难进一步强化其控制权。偏偏国外记者和政界人士对西藏的关注度向来相对不足，遂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突出。紧接西藏大地震之后的美国洛杉矶森林大火，则是在国内外媒体长达数月，并提供各层面、角度的报导下，使之受到全球广泛关注，西藏大地震倒是很快就从新闻上消失了。 以“灾难不只会使我们的自然环境陷入危险，也将削弱一个地区的民主状况”角度论，这次喜马拉雅山洪灾难，即便主灾区不在西藏，却可能进一步提供中国更高压控制西藏的借口，使之再次承受额外的政治灾难。

中国真正需要完成的革命，不只是把权力从一个政党手中拿走。它还必须把秩序从权力手中解放出来，把社会从国家的阴影下解放出来，把人格从依附中解放出来。到那一天，一个中国人才不必再首先问：谁是我的靠山？上面是什么意思？领导允许吗？风向变了吗？他可以只是平静地说：这是我的权利，也是你的权利；这是我的边界，也是你的边界。我们不需要彼此臣服，也可以共同生活。 　　专制循环真正被打破的标志，或许并不是最后一个独裁者倒下。而是有一天，即使又有人试图成为独裁者，这个社会已经不再需要他，不再崇拜他，也不再允许他。到了那时，我们才真正完成了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漫长跋涉。而所谓自由，不过是亿万个普通人终于学会了一件看似简单、却异常艰难的事情：自己站立，也允许别人站立。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局部）一百年来，一直都有人声称，儒家那一套是鼓吹、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术。直到今天，持这种看法的人仍所在多有。平心而论，儒家经典中的一些提法，猛一看，也确实让人感觉是在宣扬君权专制。不过我想说，这种感觉多半是因为对儒学原典的误解所致，比如君君臣臣之说，原意是强...

《法兰克福汇报》评论认为，西方同中国的竞争，早已不再局限于经济层面，更是一种政治制度的竞争，民主政体应当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来自中国的压力。《南德意志报》称，南中国海问题国际仲裁十周年之际，日德等14国呼吁中国遵守国际法准则。《法兰克福汇报》评论援引法国政府前不久发布的一项调研报道...

放手腐败和选择性打击腐败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共产主义已被证明彻底破产。既然这个罪恶的意识形态无法凝聚党徒的忠心，江泽民于是选择了用腐败来收买党徒对这个制度的维护。在此过程中，江泽民还发现，腐败还可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江泽民之前，中共无论保皇派或造反派，保守派或改革派，都有其政...

“乡愿”为什么要媚“大盗”？因为文人们本身没有独立是非和骨气,他们的全部价值、地位、利益都来自体制的赏赐。要做官、光宗耀祖、保住利益,就必须讨好权力。所以他们天生就会迎合、会自我审查、识时务、拍马屁——而且谁拍得巧妙，谁做的官就大。 两者一拍即合：“大盗”给“乡愿”好处,“乡愿”给“大盗”合法性。这套“暴君+犬儒”的共生关系，两千年不变，从而导致了秦制不变。中国问题的根子不在某一个昏君、某一个奸臣,而在政与学合谋构成的整个系统。 见着那种看起来老实忠厚,没是非观、不得罪人、随波逐流的人，小心，他一定是伪君子。

邓小平悍然复辟毛式一言堂极端专制政治。（网络图片）1979年2月，邓小平调遣20万中共军队，入侵越南。一个月间，中国军人阵亡2万多人，伤者无数，惨败而还。而这场战争的起因是：由中共指使和纵容的柬共（红色高棉），屠杀了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也包括中国和越南侨民。越共以保护其侨民...

当专制落幕，真正到来的不是混乱，而是重建；不是失序，而是再平衡；不是崩塌，而是制度重构。国家不再属于某个组织，而属于每一个公民。那将是一种以权利为基础、以法治为框架、以公开为原则的社会秩序。它未必完美，但它拥有改进的可能；它未必没有对抗，但对抗可以通过制度化方式解决。正是在这种可修复的秩序之中，一个社会才能真正实现长期稳定与尊严共存。

“没有中共中国会乱”，本质上是一种恐惧叙事；而恐惧，恰恰是极权最稳定的基础。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一个必须靠恐惧维持的秩序，本身是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这，才是所有反驳刻意回避的地方。真正的问题不是“怕不怕乱”，而是“怕不怕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