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共对于这6个人如此特殊对待？除了他们反对一党专制的“反动”言论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不能全面否定反右，因为当时邓小平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比毛还积极主张扩大打击。他自知罪责重大，若全面否定反右，邓小平自身也难免被追责。二是平反中阻力很大，曾参与当年反右的很多人都成为了各级部门的实权人物，他们害怕自己被追责。

随着中共反击右派的开始，胡思杜被打成“右派”，说其是向党进攻，并将其父亲胡适一齐批判。 不堪受辱的胡思杜于当年9月21日上吊自杀。在其亲戚胡思孟接到学校打来的电报赶到唐山后，“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适的”。学校告诉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杀”，并给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遗书”。此时胡思杜已经被装到棺材里，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个坑，把他埋下，立个小木牌，“现在恐怕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了”。

在我的印象中，五姑一生从来没有笑过，总是满脸的忧伤，眼角永远噙满泪水，好像随时都会夺眶而出。她住在离城60里的大山上，每次翻山越岭来到我家，跨进门见到我父亲，叫一声五哥，眼泪就滚滚而下，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我妈妈在一旁劝她别哭，别哭了，但五姑的眼泪依然像断线珍珠一般往下掉。在那漫长...

他也像毛泽东一样，千方百计要使红卫兵运动那种行为方式，那种精神气质，那种价值观念，不断承传下去。今年九月初，在新学期开学之际，习近平便在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强调中共的教育是要培养所谓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最害怕青年人知道历史真相因而成了他党国事业的“破坏者和掘墓人”。今天文革虽然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习近平甚至连邓小平给祸首毛泽东开释罪恶的“三七开”评价都不愿意承认，更不谈上清算文革的罪行了。

绝大多数知青以个人方式设法离开农村，丁惠民却选择抗争被强加给整一代人的所谓知青生活。他领导了抗争的全过程。在全国一千八百万下乡知青中，此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做。 他起草三次请愿信，上万名知青签名按手印，他们三次发信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没有回信；他们举行罢工，要求回家，没有结果；最后，28名知青代表从西双版纳出发，在昆明—北京的火车不准他们乘坐的情况下，改乘昆明—成都的火车，终于辗转到达天寒地冻的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上，他们举起了"我们要回老家去"的横幅。。。。。

毛时代的灾难不是比这些弊病更要人命吗？邓小平坚持在一党专制下搞现代化，搞得西方现代化的原有弊病在中国放大百倍。西方的弊病是需要救治，但却不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能救治的。中国式现代化只能把“西方病”折腾成“中国灾”，就是为了治病把人毒死，现代化的弊病克服不了，反而产生更多的弊病与灾难，现代化也终成泡影。

1957年北京人艺的最大难题是划不划焦菊隐为右派。“北京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次专门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后彭真发话：你们认为焦今后在人艺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就保护过关；如果没用，就划为右派。”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这也就是从57到76这一政治动荡的时期，中国仍然有重大科技成果的原因之一。

曾任毛泽东通讯秘书的李锐，在其百岁寿辰时发文呼唤宪政和普世价值，引起普遍关注。有海外媒体人披露，李锐在不公开场合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指其在89学运中因投机整肃《世界经济导报》而惹祸，事后又惧怕追责，以致入进京时一度“见谁都磕头”，小人情态毕露。

你说是不是很讽刺——很多前共产国家，原来的国名都有“人民”一词，例如，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有趣的是，这些国家在结束了共产专制、实现民主转型后，纷纷改了国名，去掉了“人民”一词，变成了匈牙利共和国、保加利亚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和蒙古共和国，凡是国名带“人民”一词的往往不是人民的，去掉“人民”之后才是人民的。你说是不是很讽刺。

在从“牛棚”放回家后，小白玉霜再次受到了打击。1967年12月16日，戚本禹在一次讲话中称“马连良、小白玉霜是反革命”。如此定性将本已彷徨无助的小白玉霜彻底击垮，于12月18日吞食安眠药自杀，后被人发现送往医院。可一位姓傅的医生却在病例上贴了一个字条“黑帮分子，不予治疗”，将小白玉霜彻底推向了死亡。12月21日晨，小白玉霜离开了这个冰冷的世界，身边没有一个人。

钱穆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

----附评论：重点是庚子赔款各国也是用在中国身上啊，除了俄罗斯 各国赔款分配比例，除考虑到出兵数量、战费支出多寡以及财产损失外，多拿者也是有具体理由，德国主要因其外交官克林德遇害，故以此要求巨额赔偿。法国为中国天主教会保护国，因此其所得赔款（主要为“小赔款”）中，列强并未带到欧...

在我眼里，《花为媒》不过是一台美丽的民俗小喜剧，节日婚嫁等民俗活动时，敲打起来开心消遣的热闹剧，内容既不牵涉神佛，更不触及政治，这么一出表面看来深度有限的小剧，在1963年被拍成了电影，因为演员个个都是演技一流的艺术家，电影拍的非常好看好听，可根本没有公映就被枪毙了，一禁就是十五...

我的父亲路梅村，五七年反右前是许昌师专的教师，而且是全地区仅有的两位二级教师之一，在许昌教育界名望很大。整风时，他作为地区教师代表到省城参加会议，会上他谈了三条意见：一、学校考核学生成绩，由百分制改为苏联的五分制不恰当，五分制没有百分制科学；二、统购统销，统购得过火，以致好多农民...

中共在镇反中制造了旷古未有的冤假错案。遇害的军公教人员最少在五百万人以上。1953年，公安部长罗瑞卿曾说“镇反的缺点和错误，最突出的是存在着乱捕、乱压、刑设逼供、夸大和造假案”。 抗战期间，朱迈先受中共指派加入国民党军队，参加了桂南会战等。国共内战期间，他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背叛国民政府成功。然而，这样一个对中共忠心耿耿之人，却在1951年11月中共以“匪特”罪被湖南新宁县法庭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时年仅33岁，身后留下了三个幼小的孩子。

毛泽东下令北方局局长刘少奇，主导这场阴谋，刘少奇找到张克侠，何基沣进行操练，由中共地下党员组织别动队，先下手绑架一名演习的日本士兵，逼迫日军进入宛平县城内找人，然后，中共地下党员在龙王庙前放鞭炮，卢沟桥守军误以为日军开火了，何基沣才下令吉星文反击，这位被架的日兵后来被释放，战后接受日媒访问时说；“他上厕所时被土匪绑架，过几天又被释放”一件无厘头小事，居然引发战争，老共的阴谋终于得逞。

1994年江绵恒用数百万人民币“贷款”，买下了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开始了他的“电信王国”生涯。2001年上联和上联控股的公司，已有十余家。如：上海信息网络、上海有线网络、中国网通等。业务相当广泛，包括如电缆、电子出版、光盘生产、电子商务的全宽带网络等。 江泽民的次子江绵康，没有哥哥那么风光，但也被江泽民委托徐才厚，塞进了南京军区任副政委，军衔为少将。江绵康本来是搞无线电的，历来的工作都与军队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