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二OO七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我也进入花甲之年。回想三四十年前的追求上大学的经历，很值得回味、探究，从中可以看到社会、思想、政治的艰难的进步。我是一九四七年出生的，在北京市西城区石驸马大街第二小学上了六年小学，于一九六O年九月进入北京四中初中学习。那时北京市没有这么多人口...
文革后期，出于政治需要，中共开始有意修复西藏被砸毁的寺院。上世纪80年代，桑顶寺复建，多吉帕姆也恢复了在桑顶寺中一年一度举行的“岗甲萨”大法会，但她仍选择留在拉萨，在家修行。另一方面，她还拥有中共赐予的西藏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副会长等头衔，重新拥有了过去优厚的待遇。只是经历了这场劫难的女活佛，是否会像父亲一样后悔当初的选择呢？
2006年，华国锋与袁隆平在北京拉手交谈。（网络图片）按：袁隆平的形象，哪怕修改任何一点儿，都会减分。比如，如果把他皮肤P白一些，他就不像一个随时会下农田的专家；胖一些，就会油腻中年；留个花白的大背头再戴副眼镜，虽然洋了点，但少了人民性；他要是穿着洋气点，就没了圣徒的影子；但如果...
当时，江青不容许舞会这类活动。八月底时，她让毛不再组织舞会。 毛不久跟我说：“这下我做了和尚。” 自从停止舞会活动以后，毛没有了寻欢作乐的地方。短短数周后，他开始用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厅作为他消遣的所在。如前所述，他在人民大会堂内，有一帮“女朋友”，即各个厅，如福建厅、江西厅等的女服务员，她们轮流来陪他。因此，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毛依然故我，过着帝王般优哉游哉的生活。
二十多年前，中国最杰出的青年学子大半都滚进战争的洪流，受到人类史上最入骨也最广泛的侮辱。他们变成流亡学生，变成青年军，变成政客运动下的牺牲品。他们不能忍受干枯的考证主义，于是摆脱了乾嘉学派，但是变成了激进主义的奴隶。他们煽动学潮，批评时政，反对贪官污吏，斥责奸商国贼，慨然以气魄“承当”天下。虽然，从政客的立场看，他们若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破坏者，即是为空想、空希望而勇往直前的敢死队。他们的爱国热忱变为笑柄，变为失败的借口，变为巩固私人权力的工具。
1972年，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中日、中美关系都有了改善，中共高层为改变国际形象，下令重修大昭寺。然而修复者们并不清楚在佛殿中究竟该放置什么佛像，最终还是在一位被批斗的“牛鬼蛇神”也是高僧的帮助下修复了第一层佛殿。1980年完成全部重建工程。 重建后的大昭寺又恢复了香火缭绕的场景，直至今日。不过佛像已不是昔日的佛像，壁画已不是昔日的壁画，管理寺院者也不是昔日的高僧，而来虔诚朝佛者中却不乏当年砸毁大昭寺之人。又一场轮回，又一声长长的叹息，而始作俑者的罪恶却还没有被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