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东德与西德告诉我们，一堵高墙，两种制度，产生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如今的朝鲜与韩国告诉我们，一条38线，两种制度产生了完全不一样的环境。眼前的大陆与台湾告诉我们，一海之隔，两种制度产生了完全不一样的人性。是文化、人种问题吗？是素质、国情问题吗？还是制度问题？同样是一个民族，为...

我发现原来每个人的审美、经验、直觉都完全不一样。你如果靠感慨和抒发感情，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靠事实关系的梳理才能找出真相。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只能靠拿证据来这一句话，从逻辑链条的最末端一环一环向上追溯，让它自身咬合，以这样笨重的气力，即便是小孩子也可以从土地中拉出庞然大物，这就是逻辑的力量，这也是求实的力量。

三个问题，当局只须放下身段，即可迎刃而解。市民看不到这样的选举有何意义，所以不投票，随他吧；不相信区议会有公信力，随他吧；不支持新制度而导致投票率低，也随他吧，反正新制度下，最重要是所有议会席位都收归“爱国”阵营，民主派在议会内的反对声音则销声匿迹。

美国政府应当记取的历史教训：美国过去有好几次容许自己与邪恶妥协，但是最后都没得到任何利益，而这妥协都大大伤害了其他国家。我记得几个例子：1917年的“蓝辛－石井协定”我们对日本让步，1919年巴黎和会关于山东又对日本再次让步，进而引发日军侵华。1945年又在雅尔达会议上妥协，引发共产集团在全球扩张。我们当记取历史教训，任何外交政策切莫受到利益交换以及虚伪不实的承诺，一切政策应当建立在我们的立国基础及精神。

【按：“路”的隐喻，忽然丰富起来，首先自然是当下高频率出现在中文里的那个“润”，又关联著英文 Run，其实译回中文去，准确点，应该是“逃”，但是中国人又要把它的意义，升华成“用脚投票”，仿佛令逃字“高尚”一些，其实不必的，因为大家在那个国度本来就没有投票权嘛。精英首先离开中国，那...

这种运动式的做法真的有用吗？我深表怀疑。我认为，中国的粮食危机恐怕比外界想象的严重，中国出现新的饥荒是完全有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扩大种植面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重点是分配资源的机制，这不是农业问题，是政治问题。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对饥荒的研究，近代社会发生饥荒并不仅仅是因为食品短缺，更重要的原因是食品分配机制的不公，即人们的正当权利没有获得制度性的保障。

中国的希望在底层，是中国底层人民在摇撼着这个千疮百孔的极权大坝。另外，中国的环境已经被中共的经济发展政策毁坏殆尽，这也会引发中国的富人抗争，当饮水出现问题时再奴性的人也会去为自己的生命抗争。我们没有时间弯弯绕。现在说话要打开天窗说利国利民的亮话，而不是民主空话：只有公开告诉中国百姓，是中共六十年的统治和它的经济发展政策毁了我中华之血脉，断了我中华之生路，中国人民和祖国已经到了危难关头，这是当前中国人民最应关注的现实。

刚刚刷到的热搜，6000多万热度了。名字叫理发店宠物狗未拴绳店主被城管掌掴。其实这件事原本发出来，无论这群人是城管还是警察，他们都占优势，只要狗跑到了门外，拴绳子就天经地义。可现在，评论里几乎是一边倒，因为其中一名城管在交流过程中，甩起来就是一巴掌打在养狗男子的脸上。这是中文网的...

一、前言虽然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思想多源于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潮，但在西学传入以前，中国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探讨过各种地方制度的利弊，并且有很多理论上的突破。封建、郡县的争论，即是一个贯穿了二千年的探索过程。宋代以前辩论的焦点，围绕着封建制和郡县制彼此间的优劣比较。宋、元时一些学者提出...

最近的两篇推送被连续清理之后，很自然地走进了小黑屋，好在腾讯手下留情仅关七天，也只能这样自我安慰了。换做以前，被封禁期间我会出现一些胸闷气短、心神不灵的不适症状，那是因为我习惯了持续地在这个平台做一些记录，对其产生了依赖感，突然失去一个表达的空间，总归会有一些失落。在经历了数次惩...

zzNeutrino：从现在朝令夕改、口径不一的混乱局面来看，我党下的大棋顶多是飞行棋，每轮都要摇骰子。看似坚固的城墙其实内部早已松松垮垮。发展下去就像金属疲劳，在循环应力作用下，一旦微小裂缝达到临界尺寸就会迅速扩张，分崩离析。

台湾联电前董事长曹兴诚（Robert Tsao）宣布恢复中华民国国籍，表示将与台湾同胞一起对抗中共侵略；对于台湾领导人选，他称，不用选“伟大领袖”，这是“期待威权”，“民主社会的民众应该关心制度，而不是关心领导人”。“绝对不会活着看到台湾变成另一个香港”。他愿回台湾抵抗中共的侵略，不能一点血也不流，必定会有代价；他回来台湾，会死在台湾。

李林一还表示，江泽民留下许多政治败坏的黑锅，习本可以不背，但他为了保党，错过了许多机会，拿下周永康之后也没能真正动了政法委体制。现在中共解散已经是大势所趋，当政者若能看到或者认识到这点，还能作出相应抉择。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能自动变强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