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原则是传统国家民主转型的决定因素【导读】今年时值美国独立建国二百五十年，世人都在庆祝美国制度取得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两方面的疑虑：一是在全球化下许多人到美国旅游或生活，直接经历了美国真实的一面，看到美国很多阴暗面、民主活动的不尽如意，经历了所谓的美国祛魅，声称灯塔国倒了。...

若只比较制度，美国总体仍优于中国。美国有竞争性选举、言论自由、相对独立的司法，也允许个人挑战政府。中国办事有时更快，城市生活也可能更方便，但政治权力缺少可靠约束。遇到重大冲突时，美国公民还能找律师、媒体、法院和反对党；在中国，党既制定规则，也掌握规则的最终解释权。照理说，美国人应...

感觉上，一个国家应该很在意别人怎么评价自己。但貌似美国人似乎并没有那么在意辱美。美国人不仅不怕别人骂，自己骂得比别人更狠。一、末日电影比如好莱坞大片。好莱坞最喜欢的主题就是，先把美国干掉。美国电影特别喜欢拍世界末日，而这个末日的开始不是别处，总是从美国社会自身的问题开始。比如社会...

民国时期，政坛上从不缺乏觊觎最高权力的强人，也不缺少独断专行的野心家，但中央政府始终缺失现代国家最核心的基础性权力——无法稳定地从全国汲取税收，无法将行政命令贯彻到县域以下，无法垄断合法暴力，也无法构建全民共享的国家认同。由此可见，旧帝国的崩塌只需要一场革命，但现代国家的重建需要重新制造一整套从中央到基层的权力机器，这正是民国三十八年始终未能跨越的门槛。

在海内外一致的高期待下，他也踌躇满怀，豪气万丈，似乎有一扫天下的气势，关于“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的誓言，让朱镕基成了近十几年来声望最高的中共领导人。然而五年下来，朱镕基令所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失望了。他那种一事无成的无奈在一句“只要历史上记录一笔说我是清官就足够了”中一览无遗。

“远洋捕捞”和“虹吸式执法”并不仅仅是执法问题，也不仅仅是财政问题，而是制度运行问题。在一个健康的社会，行政权力需要受到持续、有效的监督和制衡。而在专制体制下，当权力缺乏有效制约时，它就会天然地倾向于扩张、渗透，并把本应服务于公共秩序的执法工具，异化为攫取利益、转嫁财政压力的手段。

国际政治最有趣之处，在于它既不像体育比赛，也不像网络投票。没有人会因为一次民调领先，就自动赢得未来；也没有国家会因为一时失势，就永远失去影响力。今天的国际舆论，更多反映的是世界对当前局势的一次情绪表达，而不是历史终局。 真正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最终还是经济实力、科技创新、制度韧性以及兑现承诺的能力。民意会随着新闻而改变，信誉却只能靠时间累积。对于中美两国而言，这份调查或许都不是终点，而只是下一轮竞争开始前的一次阶段性测验。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制度最大的变化，往往不是来自某位强人，而是来自环境。 如果未来某一天，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社会矛盾急剧上升，国际局势恶化，人们对现有制度失去信心，一个主张更大权力、更强干预的政治人物，就比今天更容易获得支持。 没有这样的制度土壤，再强势的政治人物也很难走远；有了这样的土壤，风险便会逐渐增加。 因此，真正成熟的社会，不是等问题已经出现才开始反思，而是在制度仍然运转良好时，就不断检查自己的方向。

谈到美国的伟大，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GDP、美元、AI、军力、大学、诺奖、硅谷…… 这些当然伟大，但它们只是结果，还不是美国最伟大的地方。 甚至，民主、自由、宪法，也仍不是最根本的地方。 美国真正的伟大，在于它试图解决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大制度难题：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让一个有罪的人类共同体，在不完美的人性中，实现长期的自由、秩序与文明？

一个中国军旅作家到美国考察了一圈，惊讶地发现：“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美国之所以大神源源不断，背后的核心竞争力是美国法治体制；中国的优势是海量人口加社会稳定，背后的核心竞争力是特殊的政治架构和社会控制体系。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是否拥有数字主权，而是这种主权究竟属于谁。数字时代最大的风险不是技术失控，而是权力失控。如果主权属于人民，它能够守护自由；如果主权属于独裁者，它就会吞噬自由。不分公义与邪恶、不问权力归属与制度性质的“数字主权”，最终只会成为一场披着技术外衣的政治陷阱。

归根结底，批判不是建设的敌人，建设也不应成为压制批判的理由。一个成熟社会需要同时容纳两种力量：一种力量不断指出问题，防止错误被掩盖；另一种力量持续投入实践，推动问题得到解决。缺少任何一方，社会都难以健康发展。 面对现实，我们或许无法立刻改变环境，但至少可以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尊重说真话的权利，也尊重普通人保护自己的权利；既不神化批判，也不神化服从；既保持独立思考，也在力所能及之处承担责任。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既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也是一种诚实的生活态度。

“炮轰爸爸，火烧妈妈，全家改组，我来当家”这一类口号，集中体现了文革反传统、反伦理的极端倾向。政治动员要求以“党性”压倒“人性”，打破以亲情、师道、信义为基础的人伦结构。亲属之间、师生之间、同事之间互相揭发大量发生。张红兵举报其母方忠谋并要求处决的个案，是这种制度性伦理崩坏的典型表现。⑩这不是个别人的道德败坏，而是政治制度系统性诱导背叛亲情的结果。 动物界通常识母不识父，攻击父亲者有，攻击母亲者几乎没有。所以，残害父亲者如同禽兽，残害母亲者禽兽不如。任何统治者，如果怂恿和逼迫人民揭露残害自己的父母，其思想就是禽兽不如的思想。

普京的逻辑是：我不敢打北约，我还不敢打乌克兰以色列吗？老川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不敢打俄罗斯，我凭什么不敢打俄罗斯的那群小兄弟？真正的差别是：乌克兰挺住了，以色列打赢了；而伊朗、委内瑞拉、古巴都不堪一击！这是制度差别的最好实例！民主国家平时松松垮垮，大难临头则众志成城，因为...

最近读到一篇访谈，一位伊朗裔法国作家提到：“伊朗人民不会在一夜之间变成西方的翻版。”这句话带着一种冷静的现实感。我们习惯相信，只要推翻政权、改变制度，社会就会进步；但她告诉我们，真正难以改变的，从来不是制度，而是人。如果伊朗不会因为政权改变而变成西方，那中国、北韩、俄罗斯呢？答案...

列宁像被拉倒了，柏林墙被推翻了，但那场“革命”所带来的“主义”和灾难并没有结束，相反，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下。在俄国人已经反思了26年后，中国却仍然在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仍然死守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那种奴役人民的主义和制度。在中国，宪法仍然是一纸空文，“人大”和“政协”仍然是摆设，书报检查和言论控制仍在进行，政治指控、折磨、镇压和迫害仍在继续，对人权的粗暴侵犯以及对人类政治文明准则公然的践踏，仍然是司空见惯的事。 中国人恐怕是最不善于记取历史教训的民族了。 只有在中国人开始反思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时，中国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