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有幸”在党校学习时，又一次聆听彭真讲话“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法制建设”。讲到五七年反右，他也是坚持“必要的”、“正确的”这样的谬论，甚至比邓小平还多加一个形容词“及时的”。笔者望着他佝偻的身影，发现他已无当年搞“阳谋”时的那份趾高气扬。邓、彭万万想不到事隔十年，文革开始，毛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也成了毛泽东的刀下鬼。可悲他们牢牢抱住毛泽东这座瘟神至死不放手，历史是多么无情啊！

从被打成右派算起，20年间我几乎没有发表论著。旧著《中国哲学大纲》可谓一个例外，早在1956年时，商务印书馆曾找出过去已制版的纸型，决定将其付印。而到1957年秋，我因言获罪，被打入另册，有人认为不必印了；商务印书馆负责同志仍决定付印，建议用笔名出版。当时王锦第已调到商务印书馆工...

自全国各地质疑中共一党专政和毛统治的声音让中共很是恼火。随着鸣放言论的激烈，毛和中共已经决定收网了，掀起了声来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其结果就是所有提出质疑声音的知识份子被打成了右派，其中还有一些20多岁的学生。他们的青春不仅从此葬送，而且从此陷入了不断被“整”的噩梦中，甚至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比如北大新闻系的林昭。 反右运动加强了中共的极权统治，让众多的知识份子对政治噤若寒蝉。一些人选择了沉默自保，一些人则形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双重人格。原本应拥有士大夫气节的知识份子就这样被摧垮了意志。

手边有一封信，还有几则写在照片背面的留言，读之不免心酸掉泪，如是者三。兹摘录其中一二如下。你好！真对不起，迟迟（未）回信，请原谅。这封回信好难写，提笔有千斤重，思绪万千理不出头绪，巧离我而去已三十八年之久，岁月流逝也冲不淡我对她的思念之情。再来写她的逆遇、磨难及她求生不能的逝去，...

我母亲因姥爷的问题，文革中党籍被挂了将近10年。她坚韧地挺着，一直工作在第一线，不服软，不检查。有一次被单位头头整得太惨，母亲回来向父亲诉苦。父亲是个除了工作别的都很粗心的人，那表情似乎有点事不关己，总说一句话：要降温，你要降温。母亲终于急了，当着我的面大叫：你还知道什么！你就知...

1一九五六年九月号的《人民文学》，登载了两篇日后相当著名的文章。一篇是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篇是何直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何直是秦兆阳的笔名。当时，他担任着这家刊物的副主编，其实也就是主持工作的执行主编。他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上任，...

父亲王药雨，1904年生于天津桃源沽，国人熟知的小儿金丹片、牛黄解毒片、银翘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气水等家庭常备中成药的研制发明人。爷爷是中医。父亲自幼跟爷爷学医，后经人推荐，入南开大学任职，并半工半读选学中医药，曾随美国植物考察团在中国境内考察中草药物的分布情况。1928年...

由于颜恩统16岁时当过保长，又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于1951年2月被逮捕，判刑5年，押送阿坝藏族自治州劳改。颜恩统去劳改后，父母没了儿子，妻子没了丈夫，他们在家受尽了折磨。尤其令颜恩统愧疚的是父亲因他被活活打死。莫提我父亲，不能提，提起我就痛心……父...

屈辱地活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图为文革打倒右派的大字报。（图片来源：Richard Harrington/Three Lions/Getty Images）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有才华的知识份子一生充满痛苦和悲伤呢？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非要让一个人付出他一生的生命来作为代价呢？01为...

1968年5月的一天，我正抱膝坐在托儿所的木地板上打瞌睡，门吱呀一声打开了，进来一个人，左手提行李卷，右手拎着网兜，里面是脸盆牙缸之类；身后是两名背着枪的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民兵。民兵们对他还算客气，没有推搡，只说了一句老实呆着，好好反省！就退出去将门锁上。我扶正眼镜，一看，这不是邝...

我看《夹边沟记事》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天劳动挖地沟，硬冻土，一镐下去虎口震裂，所有右派都拼命干，以为只要劳动积极就能根据表现送回原单位。他们哪里知道毛主席这次铁了心要把他们钉进棺材，后来是胡耀邦撬开棺材板把全国右派放出来，有三个右派邓小平打死不许平反，留个尾巴证明反右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