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中国因为“公社化”、“大跃进”等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大饥荒与灾难，王佩英勇敢的发出正义之声，从1964年开始，书写与散发了许多标语传单：如“让毛退出领导岗位以结束全国性灾难”等。因此，以“讲真话的疯子”从1965年7月起被关押于北京安定精神病院三年。 受尽毒打被石头封嘴始终不跪、不认罪。 被指为反革命分子刑场途中被扼死。

乌云密布的北京天安门广场。(Feng Li/Getty Images)吴祖光是当代中国文艺界的名人——剧作家、电影导演、书法家。1917年，吴祖光出生于北京一个名门之家，从小对戏剧着迷。1937年，他20岁时，写了中国第一部抗日戏剧《凤凰城》。从此一发不可...

中共取得政权后，视远征军为反革命。图为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芒友举行典礼。（图片来源：公有领域）中共靠的是榨干人油来巩固它一党独裁的残酷统治，废物利用就是典型的一例。废物并非是物而是人。那何为废物呢？泛指国民党辙离大陆所留下的一切军政人员和新政后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废物利用，就是...

那位老师就面带微笑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反革命的骨架，是在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被枪毙的，一个50多岁的男人。几十年之后，我常常回想，多么可怕的逻辑啊，多么麻木的人群啊，多么成功的洗脑运动啊，以至于一个半大的孩子，当听到那人是反革命时，居然就可以不用再害怕他的骨胳，可以心安理得地上课，可以紧盯着那副骨架只想了解人体的结构，可以觉得他就应该挂在那里晃呀晃的给人看。他们不仅仅是杀了那人的肉体，也同时杀死了我们这些孩子和老师的灵魂。

改革开放期间，中共也知道这个"反革命"含义太广，外商难以接受，遂改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然而什么叫做"颠覆"，含义也很广。批评习近平，能够颠覆这个国家吗？所以只是换汤不换药。根本就是中共对自己的数百万军队都没有信心。所以把这些搬到香港，香港就遭殃。

热闻之下，还有冰点。他是旧时学霸，以治学成名。还在北大读书时，沈元就被誉为天才学者，可惜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派。摘帽归来24岁的他，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同题研究的论文质量被指高过王国维。25岁，他又在该杂志发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后被《人民日报》整版摘录，在《...

为了争取政治正确，那时任何罪名之前都得冠以“反革命”三字，杀人就是反革命杀人罪，强奸就是反革命强奸罪。有一次，某村发生奸尸案，搁现在，当然定侮辱尸体罪，可是那时这就属于疑难案件，法官们讨论了半天，始终没有结论。最后承办人突发奇想，拟定了罪名，曰反革命不讲卫生罪。大家哄笑。 还有个人打赌，却吃到的是陈年旧屎，有毒，当时就不行了，送到医院，人已经死了。出了人命，单位当然不答应，把吃屎没事的那位扭到公安机关。怎么定罪呢？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贪婪罪？都不妥，最后定为反革命赌博吃屎致人死亡罪，判刑15年。

侯金镜、冯牧都是《文艺报》的副主编，1968年初同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两人秉性耿直，有一次，侯金镜指着墙上毛像旁的林彪像，对冯牧说：这家伙真像个小丑！大人们的这些谈论，星星点点被未成年的孩子们听到了，于是也学着大人在小酒馆里关心起国家大事。隔墙有耳朵，这些小孩子被抓去严刑拷打，供...

自序在近代和当代所有中国政治术语中，对国家的走向和民众的生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被中共滥用的反动一词。中共利用它所控制的话语体系，对反动一词原本的涵义和使用范围做了刻意的扭曲和延伸。经过中共对民众的百年语言灌输，中国大众已经在视、听、读三个维度上，自然而然地在语义上把中共与进步和正...

文革伊始，我正在本村学校读小学，父亲被戴上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被从大队卫生所赶回生产队劳动改造。此前，因为有一个会看病的父亲，因为有一个贤惠又能干的母亲，因为有一个高中毕业当民办教师的姐姐，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因为我们家人口少日子过得比较殷实，在同学、老师、村民们眼中，...

编者注：本文节选自王学泰正在撰写的长篇回忆录《鸿爪掠影》。文革后期，王学泰因言获罪（被告发有攻击江青的言论），锒铛入狱。本篇所写主要是作者在狱中接触到的一些社会底层的现行反革命犯，从一个特殊角度一窥那个所谓最革命时代。我是1976年7月26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13年的。先...

很多时候，银幕上荣耀、神气的娘子军遮蔽了现实中困顿、柔弱、流离失守的女兵。舞台上“又红又专”的娘子军们，并不代表真实的人生，她们中因为曾经被国民党俘虏或是嫁“错”了人，在“文革”中被打为叛徒、反革命、特务的案例并不少见。厄运早在1949年后的土改、镇反运动中就陆续降临到一些人头上。

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是文革被公开枪决的第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他对当时监狱的审讯员大声说，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百年真相》提供）1968年4月27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上海革命文化广场召开公判大会，判处6名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死刑并立即执行。这6名被五花大绑的...

前言不久之前，我和一位朋友相聚。大家都是同龄人，都是参加过建国初期那些如火如荼的斗争的人，如今白首相聚，忆旧成了挥之不去的话题。他比我幸运，我们虽然年庚相同，但是因为他早在1949年十月一日前参加革命，比我稍稍早了一年多，成了离休干部。他不但躲过了反右运动一劫，而且先后当了县委书...

一九七零年前后，闽北一个小县全县小学停课，全体小学教师按学区集中到某个大队学校，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期三个月。有一位年轻男教师，三十岁左右，会写一手好毛笔字，学习班贴的标语都由他写。有一天写到“大可”时，因墨汁太饱，不慎滴下一滴，不偏不倚落在“大”的下边——“大可”成了“太可”，于是有人把这条标语念成：“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太可……”太可什么？当然是“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