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过年遇罗克全家福，左起：遇罗锦、母亲、遇罗文、父亲、遇罗克、遇罗勉人生是为正义而战从文化大革命中死里逃生的人们常常谈论，目前还没有一部文艺作品如实地全面地描绘了一九六六年红八月遍及全大陆的大规模暴行。正是红卫兵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促使我走上了一条反叛的道路，这充满荆棘、坎...

豹子说我手指都掉了两个，回城的条件够硬了吧？可知青办主任连看都不看，说你为了返城居然自残，是破坏毛主席知识青年下乡的行为，不开会批斗你就算轻了，还要开回城证明？你以为谁都是可以忽悠的？豹子绝望了，他回去偷了生产队开山修路的炸药包，又找到知青办主任，问开是不开？知青办主任说开开开…… 关于上世纪知青上山下乡的故事已经汗牛充栋，上山下乡对那个时代的青少年的伤害无法用言语形容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北大校园内公认的才女，1957年被划为“右派”送去劳教，但拒不认罪，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自由战士，52年前的今天，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杀害。

文革爆发那年，我就读于成都十九中，是高中66届，也就是1966年毕业。我的家庭属于黑五类，所以我对出身歧视的感受非常深。譬如1963年我初中毕业考高中，考试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可是我报考的成都几个重点中学都不收我。我被分配到离家很远、教学质量在全市倒数一二的学校。在我准备考大学时，一位长者对我说：“以你的成绩，全国没有一个大学考不上；以你的家庭出身，全国没有一个大学会收你。”

“我渴望自由，特别是思想的自由”，“世界上有什么比压制思想还要痛苦的事呢？”“我就是敢于追求真理！！！我只服从于真理！我宁死，宁放逐到最危险最边远的地方去做奴隶，也不愿放弃真理。我敢于对现实怀疑。任何暴虐暴政我都不怕。”渴望自由、追求真理、不怕暴政的王申酉终于还是死在了极权制度下，但他独立思考后的某些真知灼见，依然让今天的我们汗颜，因为他所渴望的自由我们今天依然没有获得。更为可怕的是，在中共持续的压制下，今天还有多少能够独立思考、捍卫真理的知识份子呢？

改革开放，他们那个偏远小城突然要引进外资，市委书记说，要充分利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回国投资的热情来加快四化建设，于是他因这个海外关系被调到市统战部，最后当上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长。 在政协当官没有什么权力，但养尊处优，比起改革前诚惶诚恐的日子好多了。那时，每当政治运动来时，他就恐惧到极点，好几次被列为批斗对象，但每一次都有惊无险地渡过，最终都幸运地从黑名单里被剔除而免遭批斗。

“这天，他们说今天要枪毙我。我不懂什么叫枪毙，问他们，他们说，就像电影里打敌人那样，开枪打死你。我哭了，我说我再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吗？他们说，永远也见不到，而且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认是你爸爸叫你写的，就不枪毙你。我说，不是我写的，我想见爸爸妈妈…… “我给他们带到刑场，一片大开洼地，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后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给绑着，没捆我，可我吓呆了。对面一排人拿枪对着我们，其中一杆枪对着我的脸，我忽然看见不远一群人中有爸爸！

1967年彭德怀被反剪双手遭公开揪斗。（公有领域）1955年，中共授衔所谓十大元帅，其排名次序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朱德和彭德怀作为全军统帅级人物，分别在红军、八路军时期担任总司令和副总指挥，所以位列一、二。当时按照官方评价原...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9岁，当时我家住在成都中医学院内。学校停课了，到处贴满标语大字报。有一天，我和一个同伴来到一间空空荡荡的阶梯教室，见讲台上放着一个剩下一点点墨汁的小桶，里面还有一柄很大的毛笔，就抓起毛笔，蘸上墨汁，耍弄起来。我先在讲台地上划了一个闪闪发光的红太阳，那是当时最...

我的祖父是米店的帮工，我的父亲学习成绩优异，受一位陈姓教授的资助，考上了北京大学。这位陈教授与鲁迅先生关系较好，常带父亲到北京中山公园与他喝茶。当时赶上孙中山先生去世，北京大街夹道送行，父亲这时加入了国民党。四一二政变前，父亲去上海，在火车站附近一间小书店买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籍...

荒唐的事年年都有，惟政治运动时期更多！许多人莫名其妙地栽进反右的陷阱里。（网络图片）余华良晚年生活有几分满足了。故土难离，他不仅回到了桑梓之地，故乡宣城，而且老婆孩子户口都由五七难友帮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拖延二十多年扯不清道不明、未定性难结案的所谓反革命反标案，也随着大批右派改正...

有一次省政协会议分组讨论时，上面要他提个提案，他想了一阵说：人民南路广场（现已改名为“天府广场”），毛主席一个人站在那里太孤寂了，我提议把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的塑像，立在他两边，陪他老人家。结果下一次省政协会议就再也没有他了。回想起当年的右派经历，特别是逃脱那次成都市“批斗彭、罗、陆、杨大会”的事，他仍然刻骨铭心。他说：那年月，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不乐观，早就投江自杀了；不机灵些，哪还有一个健全的身子活到今天。

在外地出差，和一群刑事法官下去调研。山路漫漫，大家开始说笑话解闷。既然都是法官，主题当然与案子有关。一位老法官说，1975年刚到法院工作时，国家根本没有《刑法》，一本1950年代起草的刑法草案，就是办案参考。没有经过任何法律训练的人，照样可以做法官、办大案。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定罪...

一段时间后，这一反革命轮奸案却被平反了。原来那所谓的轮奸纯粹是举报人的推想或者杜撰。当时在“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声中，公安机构都瘫痪了，办此案的人员大多是从各单位抽调来的外行。这一冤案最终能平反，主要是因为涉案的几个事主都是北京知青，他们的家长借住在党中央所在地的便利条件，坚持不懈地申诉和上告，才促成了对案件的复查和平反。

当时，江青不容许舞会这类活动。八月底时，她让毛不再组织舞会。 毛不久跟我说：“这下我做了和尚。” 自从停止舞会活动以后，毛没有了寻欢作乐的地方。短短数周后，他开始用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厅作为他消遣的所在。如前所述，他在人民大会堂内，有一帮“女朋友”，即各个厅，如福建厅、江西厅等的女服务员，她们轮流来陪他。因此，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毛依然故我，过着帝王般优哉游哉的生活。

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社会上成立各种造反团、造反队，名目林立。首先是从北京的中学生开始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后来，红卫兵这个名称遍布了大江南北，从城市到工矿到农村都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而且成立的组织起名都是花样翻新，争奇斗艳。这一组照片当中这两个人，一个叫于杰宾，一个叫郝德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