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后，“保持晚节”差不多成了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口头禅，在整个文革期间一直不断地讲，尤其是每当党内斗争剑拔弩张的关头更是如此。他反复表示要保持好自己的革命晚节，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只要一息尚存，就要跟着毛泽东走，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周氏的晚年，他一直以此自勉，并且身体力行。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被称为两袖清风、持心公正。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曾明确表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这个“怀疑”既是他心迹的流露，1948年底，吴晗以共军军代表的特殊身份，奉周恩来之命发“挽留”函电劝梅贻琦留下来，他没有听从这一建议，而是像胡适一样悄然乘飞机到了南京。他的一位友人曾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大陆，他说：“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的出路，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因为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作的，所以必须离开。”

他们几个人说，再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不现实了，要有新的接班人。周恩来一看要谈人事、托故拔脚就朝外走，是毛主席叫人把周追回来的。毛主席一看此状便说，为避顾忌，大家把名字写在手心里‘民意测验’如何？陶铸、康生写的‘周’，毛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写的‘林’，大家伸出手来，毛主席一见，笑了。”显而易见，中央全会虽然名义上进行了改组选举，事实上在毛泽东处早已“选举”过了，全会的选举不过就是走个过场而已。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正式建交。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90年代之前，根本不炒作这段历史。毛三次在公开场合露骨的感谢日本当年对华的侵略，邓时代的中日关系更是如胶似膝般的好，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能顺利开展主要靠日本的金钱和技术的大力援助！如今忘恩负义，为了操控民粹主义和愚化民众来服务于政治利益，反复灌输仇恨洗脑教育！

“和而不谐、斗而不破”，透视出毛、周双方权斗更深层的线索，那就是：表面上大权在握、占尽上风的毛泽东，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大失败者，而表面上低头退守、委曲求全的周恩来，却不动声色地挫败了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攻势，使毛一步步落得孤家寡人、所有狂妄野心化为乌有的下场。

毛泽东以军队作为自己的后盾，以非正常的手段先从外围攻起，再一步步逼刘就范。文革初期的这番调兵遣将实乃毛泽东发动倒刘政变战役的前奏曲。事实证明，刘邓的党中央既无搞政变的心理，也无搞政变的实力和资源，军队、公安、情报等系统都已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的手里，此时的毛想拿下谁或打倒谁都是轻而易举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已证明，只有那些处心积虑想搞政变的人才特别担心别人对他们搞政变。

林竭力以毛的名义去订一份毛不想吃而他自己很想吃的饭菜，并希望毛在这分饭菜被端上来后因毫无食欲而顺手推给坐在旁边的他这个定饭者，任其享用。许多人不解，林彪已被定为毛的接班人，成了执政党的第二号人物，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者，为什么还要冒与毛作对的风险去谋求那个很不确定的国家主席职务呢?

也就是说顺毛者生，逆毛者亡。周恩来“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的观点，对于位数不少的干部无疑敲响了警钟，只有顺从毛泽东的旨意，不可违背，从而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创造消除了重大阻力。周恩来不仅死心塌地的做毛奴，而且爱屋及乌，做江奴亦心甘!文革中所有被专案组迫害的成千上万的人，周恩来都是身体力行的执行毛泽东的旨意，忠实的充当了第一打手角色。

领导层的个人恩怨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斗的核心。邱披露了周恩来告诫军委办事组的名言：“什么是‘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在林、江矛盾发展的过程中，不谋而合，林也在掂量同样的问题：“主席是要军队（林彪），还是要造反派（江青）？”林的判断是“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但是，最后证明，林彪的估计并不准确。在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毛的首选，已经不再是军队了。

１９７１年的“五一节”当晚，毛泽东与林彪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并与城楼上的外宾握手，随即就座。由当年的纪录片为证，该纪录片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与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记录了１９７０年“五一”节当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一行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全过程。纪录片片长２６分２６秒，该片的片头是“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杜修贤、顾保孜说林彪晚于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纯属编造。

1972年周恩来在机场欢迎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中共在毛泽东时代虽国弱民穷，但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时，中共总理周恩来下令从大连冰封的黄海深处采捕1000公斤野生鲍鱼款待尼克松；事后周电谢采捕者，称他们是中美谈判...

毛泽东将邓小平视为挟制周恩来的一张王牌。（网络图片） 中共的历史就是一系列权力斗争的过程，在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中互相较劲，以老百姓为刀俎上的鱼肉，任意摆弄宰割，“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谱写一场腥风血雨的黑暗历史！ 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之间存在着诡异的...

文革结束后，薛明揭发贺龙惨死的材料在京城政治圈中广为流传，曾引起很大的反响。为此，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颇有些坐立不安，曾托人带话给薛明，说：要是总理知道这个情况，会难过死的。这不过是试图为自己的丈夫开脱而已。贺龙早已病死于囚禁之中，周直接分管贺龙专案，很多事情都经过他的手，周代表中央宣布对贺龙采取组织措施、批准并修改对贺龙立案审查的报告等。

最早向黄永胜转达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人是周恩来，且周恩来希望黄永胜能向林彪作作工作，作一个检讨，然后再向毛进言，以便设法缓和紧张的空气。按后来“两案”审判的标准来衡量，李作鹏向黄永胜汇报了毛的谈话内容，而黄永胜再向林彪透露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由此黄永胜的行为构成了“反革命阴谋活动”，那么周恩来却是更早些就向黄永胜介绍了毛的南巡谈话，并要求黄向林进言作检讨，周恩来是否也应承担“泄露毛泽东南巡谈话”的罪责？也属“反革命阴谋活动”？

专案组怕邱会作写的内容不符他们的要求，干脆指点邱说：“这个问题不难写，有三点就可以了。第一，叶群策划你们准备到广州去另立中央；第二，她动员你们在九届三中全会上继续反党、反对中央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第三，你对吴法宪交代的事，表示同意。你这样写了，我们比较好处理，也有利于中央对你很好地宽大和安排。”他们在后期所做的，与其说是搞清事实真相，还不如说是为已经向世人宣布的‘反革命政变’找依据。

对于建政后的一切屠杀，镇压国民的有组织犯罪行为，周恩来是实际的执行人，捏造假事实，罗列历史罪证，诬陷等等方式都是周恩来的拿手的看家本领，而且对于镇压迫害可以说是周恩来的专长。毛泽东能够有效的控制许多的中国的领袖并肆无忌惮的发号施令原因就是几乎所有的中共领袖的一切活动，言论，甚至一举一动都在周恩来的监视之下，一有问题就有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所以毛泽东可以任意决定处置任何的党的领袖。可以说如果没有周恩来的情报系统的疯狂镇压和大屠杀就没有所谓的共产党的政权的稳定。

当毛一度昏厥时，闻讯赶来的周氏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了车。直到毛泽东被抢救过来以后，周恩来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必须马上要做的，那就是赶紧表态推掉毛向他交权一事，这里除了周确实认为他本人掌不了舵之外，恐怕更主要的还是在于他实在太了解毛嗜权如命的为人了，如果不立即对这件事作个斩钉截铁的表态的话，今后恐怕就要大祸临头了。

（网路图片） 在毛泽东政权里，周恩来是唯一的跟毛氏奉陪到底，周旋到死的人。 后世的人对于周恩来能够跟反覆无常、老谋深算而又怀疑成狂的毛泽东共事到头，没有像王明、博古、李立三、张闻天、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们那样遭受不测之祸很不理解。周恩来能跟毛泽东长期相...

为了控制周恩来的权力和影响，毛泽东不得不两次起用被打倒的邓小平，因为其他人要么不想和周恩来做对，要么不是周恩来的对手;邓小平深体上意，所以每次复出，都用自己的人马替换周恩来的人马，这得到毛泽东的欢心，却也使心机颇深的周恩来记在心里!

中央里只有一个人是不许碰的，那就是周恩来！邱会作说：“对于周恩来，定下调子是‘好人违心地’做事，原则上不许提及。”周恩来文革当中实在有太多的“可议之处”，如果细细翻老底，周恩来的陋行岂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邓小平、彭真等人要全力维护周恩来的“圣人”形象，自然不喜欢人们揭发周恩来的黑暗面；其次，文革中被打倒之人多被认为犯了滔天大罪，是戴罪之人。以林彪事件而论，林彪与军委办事组诸人早被彻底污名化，尤其是那些“阴谋政变”、“另立中央”、“篡党夺权”等罪名已被广大民众耳熟能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