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有证据说明，周恩来文革中收容贺龙，又代表毛宣示贺的问题，亲自将贺送去隔离审查，完全不是当局说被林彪派人抓走。

更为出格的是，周恩来为了突出毛，竟然把自己贬称为“娃娃”。1973年6月，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访延安。在毛泽东旧居前，周恩来告诉外宾：“我那时还是个娃娃！”

所谓中央分局，是匪区党最高的政治机关。共产党在匪区，那不用说是太上的政府了。周恩来就是太上政府的负责人——分局书记。不论朱毛彭黄等匪首，在共党组织上，都是在他之下。同时他又将一般心腹死党安置在各匪军，政权机关，赤色群众团体之内，以保证他的地位，以扩大他的势力。事实上，他可以称一声中区的南面王了!

周不对“被导弹打下来，飞机没油自己掉下来，被毒死、被枪打死、被车撞死”产生“过敏反应”，只对坐飞机“被叛国”过敏，说明周肯定事先接触过“被叛逃”这个特殊的“过敏原”，这就是刚刚发生的913事件。周是如何接触到这个“过敏原”的呢？分析起来，原因无非有三：一，周是此次“被叛变”事件的谋划者、或执行者、或至少是参与者，了解内情。二，周不是“被叛变”事件的参与者，但他是知情者，了解内情。三，周既不是参与者也不是知情者。

据《停战协议》各方都应归还对方军人遗骸，但中国一直让朝鲜代收，除了三千团级以上回国，18万烈士绝大部分葬于朝鲜，包括1981-1997年间韩国归还的43具。然97年后朝鲜突然拒收。韩国遂自建“敌军墓地”安葬人民军/志愿军遗骸，国防部还拨款数亿韩元整修，韩国军人管理。然2000年韩国防部建立“遗骸挖掘鉴定团”，每年全国挖出近千具！埋不下，朝鲜又不收，遂2013年朴大妈提出直接归还中国，才有了志愿军遗骸回家的机会。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派刘派互揭疮疤，周派抓住“六十一个叛徒事件”打刘，其时刘少奇还没有完全被打倒，他和另一个当事人张闻天，联名要求周恩来复查档案，周未答复。原件呈毛，毛批确是反革命事件。于是周恩来下令将安子文、薄一波等人逮捕。其后，“刘少奇项目组”(专案组——转注)、“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项目组”，两个项目组的组长皆为周恩来。毛泽东开始“提刘压周”是1936年，文革开始于1966年，周恩来总算等了30年报了仇，其实周刘都是毛泽东的工具。

在文革中全力帮助毛的周恩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横遭毛的整肃，原因是毛时刻担心周侵蚀他的绝对权力。实际上，这只是他的猜疑心不得安宁。他禁止给患了绝症的周治病，为了让周死在他前面。 问：我们在前几次节目中，谈到周在文革中力助毛的事实，在处理913林彪事件...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放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典型事例，这就是“陶铸深夜带枪见周恩来”，据杨立回忆——1954年2月6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前夕，深夜2时，周恩来召见陶铸。陶铸起身后向警卫员要了手枪，自己配带后，就一个人去了。古大存向彭真、薄一波反映了情况。彭真说古大存警惕性高，很好。并且说明昨天深夜是周总理找陶铸个别谈话。为了防备高岗一伙进行暗害，中央叫陶铸配枪以备自卫。

看到“私德完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好像不能用“身不由己”、“违心”一言蔽之吧！

周恩来因其擅于折衷调停，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领导者之一。主流政治、媒体及民众对其评价正面，亦有人对其持不同见解，认为周需要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冤假错案以及中国经济在1970年代的“濒临崩溃”负责。对于文革保他的亲密战友陈毅还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不能触及...

学者费世文针对此问作出回应，他说，自50年代，中国大陆不断透过香港，向台湾传递讯息，而周海滨所说的密会和1963年两岸密谈的关系可能是“经过时间变化，有人把这两件事情挂勾在一起，然后把它扩大。本来可能是想透过张治中连络香港，现在传成张治中参与会晤...随着时间变化，故事越来越夸张。”

1973年6月，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与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举行了会谈，两国签署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协议》等十三个文件。 6月25日，周恩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David Bruce）后，...

周恩来特别叮嘱，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夜间行动。这是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当时，还有政治保卫局的一个警卫班一起参加任务，说是协助，其实是监视。因为邱掌握着红军的全部实力情况，又知道红军转移前的全部绝密，他们怕邱“开小差”，会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国家政治保卫局已开会研究过，是否把邱会作“彻底保密”掉（即秘密杀害）。

邓复出不久即与以毛为后台的江青等“文革”新贵们多次发生冲突。此时的邓自认为周已不能视事，毛年事已高，又重病缠身，许多事已力不从心。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不论是资历还是能力都不能与自己相比，所以邓误认为毛已离不开他。邓到此时还没有看清毛发动“文化大革...

【雷锋提篮照】这两张是雷锋在天安门留影的同一张照片。手上空空的那张是雷锋牺牲后在各大媒体正式发表的，当时由于提篮上的鲜花图案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拿在共产主义模范战士雷锋的手上不太合适，于是就把整个提篮都给“技术处理”掉了。

马思聪的出逃株连了马家亲戚朋友数十人。马思聪的岳母、侄女、厨师被迫害致死；大哥的两个儿子被判处十二年和七年徒刑；另一个侄子被打致残；妻弟王恒、王友刚、弟媳何琼被判刑、管制。马思聪的二哥、上海外语学院教师马思武不堪折磨，跳楼自杀。消息传至美国，马思聪在日记里悲愤地写到：“国内人民何辜？遭此大劫。我家人何罪，也不免于家散人亡。”

已故中共副主席、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兢兢业业的形象，非常符合世俗的道德传统。特别是去世后的周恩来，被中共树立为道德楷模，被请上“神坛”;而在当今互联网上，又有人把周恩来打入“地狱”。周恩来在文革期间力保陈毅一事，是中共官方津津乐道的。而作家司马清扬、欧阳...

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计划十八年内动员三千五百万知青下乡。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中央之所以迅速对云南知青作出让步，与一九七九年初已决定的“对越自卫反击”有关，“如果在此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社会冲突，就很不利于开展反击战斗。”上山下乡在一九八○年被终结，并非中央主动认错，而是“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一九七九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包括农民的消极抵制。

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日前撰文披露，1980年代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间，他与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纪登奎有过多次谈话，揭露了有关文革的一些内幕。纪登奎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专案组的一办管高级干部，二办管...

国在山河破，如六十五年来中国增加的沙漠化面积相当于三个德国，为对中国子孙后代负责，必须追究错误决策者的个人责任！高文谦先生解释了周恩来在文革中保哪些人，又不保哪些人，令人有所启发。黄万里是毛泽东钦点的右派，周恩来自然不会保。黄万里未能出席一九五八年的会议，无人能向、无人敢向周恩来解释更改设计的后果，致使周恩来失去了最后一次终止错误的机会，铸成让子孙后代诅咒的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