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农村改革之父”之誉的杜润生坦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开始后，到处浮夸平调，农民自身权利遭到极大剥夺，“大锅饭”也维持不下去了，大批人浮肿，许多人都不干活了，群众性消极怠工现象普遍化，这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啊。结果，原来的理想变成了一堆泡沫，发生了...

1960年春，农民有不少因饿而吃人肉。为了制止问题的蔓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村里王××的前妻多次吃了人肉，一天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大盆里就被干部抓获。干部把本人和煮的熟肉一起送到大场里，召开群众大会准备批判斗争。会未开始，到场的人均闻到肉香，久饿难忍的农民，有人说我来尝尝，伸手拿一块就吃，接着一哄而起，抢夺争拿，乱成一团。转眼把一盆人肉抢吃一光。王××说：“我爱人在场也抢吃一块，并说很香。”干部们尴尬惊呆，大会不宣而散，不了了之。

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当事人回忆说：1960年，我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80亿元，但为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还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国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七千人大会最初的宽松民主氛围，使与会代表一时触及由谁来承担“大跃进”的后果和责任。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坐镇安徽讨论组，追问安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由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紧了，报到400万，但有人说，其实还不止这个数……一封检举信让漩涡中的安徽揭起了“盖子”。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造成了以后三年的大饥荒。在三年大饥荒里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各家众说纷纭。现有的大都是根据官方的人口年鉴推算的，由于推算时使用的方法不同，结论也不同，从一千万到四千万都有。所谓官方数字，其实也不是官方...

但我觉得最具奥妙的是第三种，即控制你想问题时所用的资源。加框架是需要资源的，没有资源怎么加?当你用来进行思考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时候，只能集中在一根筋上。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搞的移风易俗，斗私批修等是为了什么，就是净化你想问题时的资源。当然，最重要的是信息的控制。有什么米就只能做什么饭了。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会上会后一再对抗毛泽东的主张，说了很多令毛不满的话。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使其与毛之间产生严重分歧，为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刘少奇思想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61年4月下乡后，半年多后，刘少奇带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结论，带着“两年内不改变，你们就扒我的祖坟”的毒誓，走上七千人大会的讲台，这个一向服从毛泽东意志的人，终于斗胆、不屈不挠地说出了一连串为毛泽东所不爱听的话，也因此为他自己埋下了“万劫不复”的祸根。

作家崔成浩：中国31个高院院长，有律师资格证的仅1人，而且是在职取得，令人质疑;正规上过大学的仅有17人;有9人没有任何法学经历，其中7人根本就没有上过大学;科班出身的仅11人，其中最牛的是西政，有5人。……吴英爱是机械专业的，都做司法部长，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

1967年的北京城，大字报可以说无墙不在。当时有个干部在中组部的院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称：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总计饿死3,500万人。很快那张大字报就被人清除掉了。虽然中组部大院和大字报那时对社会公众开放，但是在短时间内，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在上千张毛笔书写的大字报中注意到那一段文字。但是，这消息却在中组部院内逐渐传开。

中国其实早已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而且还不愿爬出来。更可悲的是，它还在陷阱中朝着传统产业的错误方向跳跃不止。结果呢，最后只好精疲力尽而越陷越深了。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发明得有点意思。但这个定义或理解很有问题，或者说不够内在全面。它被解释成“指一个国家...

在腾訉论坛上我看到过题为《张召忠的个人历史》的一篇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张召忠自述：〝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出身贫寒，从小在河北盐山长大，那是一片低产或不产作物的盐咸地，至今仍是国家级贫困县。18岁之前，我一直在那一片热土上度过了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18年间村...

胡乔木要张闻天不要讲大炼钢铁问题，因为这是毛泽东最看重、最忌讳的事情。但是张闻天偏偏大讲特讲，大跃进的头等大戏，怎么能不讲呢?他慷慨说道：“‘全民炼钢’不单赔了50个亿，最大问题还在9,000万人盲目上山，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丰产不能丰收。‘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去年干什么事情都是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百姓不胜其烦。”

四月份不少大陆名人「摊上大事儿」，央视名嘴视频风波未息，有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之称、曾被视为问鼎诺贝尔和平奖大热的袁隆平，其培育的「超级稻」疑出现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金漆招牌随时不保。 据报道，安徽多个地区种植的上万亩超级稻受稻瘟病影响，亩产从五百公斤...

一毛得过几次重病，求医艰难，几乎濒临死亡。八九岁时在合肥曾两次被强奸。1966年8月她自己去医院拔牙，雨中归途被一名解放军用像章诱骗至树林里强奸。另一次是巫被批斗时，其安大的朋友和同事张定鑫乘人之危，将一毛诱骗至家中强奸。巫家为挣脱困境，1973年李怡楷筹足路费，携带巫宁坤舅父的亲笔信，从安徽千里迢迢前往北京，向表姐吴慎娴和表姐夫御医李志绥求援。他们在五十年代曾有多次聚会，但此时吴李拒不认亲，连一杯水都不给，并以喊警卫相威胁。讵料人性竟泯灭至此!也反衬出暴政猛于虎，令人浩叹!

从全国范围来说，饿死人的责任在中央、除了中央的责任以外，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使该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死亡率。所以，他们理应受到更多的清算。 这五个省委第一书记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

七千人大会的初衷，是着力解决各路诸侯的分散主义问题。至于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则是要附带解决的次要问题。“毛泽东顺应人心，毅然改变了会议方向；刘少奇讲话直言不讳，痛陈‘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固然令人称道，会议后来取得的积极效果也让人称赞。”但是一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竟然没有使中央领导发现困难的主要原因，而是集体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岂不是发人深省吗？

1958年2月2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社论提出国民经济“全国大跃进”的口号，象征着最终导致中共政权严重危机和数百万中国民众“非正常死亡”的一场庞大政治经济运动的开始。

中共的官文化党文化下，唯有脸不红心不跳的出卖良心才有锦绣前程。邓亚萍败光的二十亿元完全是国家资产，也就是大陆民众被收敛的血汗税款，这从任何角度来说都已经涉及刑事犯罪，即使是最好的情况下起码也是犯了渎职罪。

技术上，江的同事们公认他业务不行。但是江泽民有个本事，按照东北人的说法是“贼能侃贼能唱”，功夫都长在嘴皮子上了。在工厂里，江泽民与苏联专家关系最 融洽，在“俄罗斯民歌”上达到了高度统一。江泽民最拿手的职责不是攻克技术难关，而是陪同各类代表团参观工厂。所以同事们讥讽的送他一个有50年代特色的 洋外号：“客里空”.客里空是位苏联小说中的人物，其人说话“假大空”，爱钻营，凡到办真事时就露馅。这个外号是对江的评语，也是对共产党提拔干部的准则的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