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网络图片)姚文元曾考虑过在毛泽东逝世后，他要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断绝帮派联系。但最后还是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搞在一起。据《党史博览》2005年12期记载，在1976年4月12日和7月下旬，姚文元看过这两封信后，把两封信都扣下，他到底是怎样想的？预感到四人帮要垮台在...

在审判张的过程，张一直沉默不语，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张自知文革中整人无数，罪孽深重。第二，张是中共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张亲历了中共高层许多次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深知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辩解毫无意义。第三，张在文革中炮制的极左理论和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大多数都是按照毛的旨意干的。张最大的后台是毛泽东。

姚文元撰《回顾与反思》爆历史真相。姚文元在回忆录被禁后，去年冬天又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就本人亲身经历，所参与、所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要求获准，还为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姚文元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写了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并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

作为政客，他知道这种行为在程序上不合法，法律上也站不住脚，必将受到后来人的垢病。他毫不留情的把这帮机会主义者全部赶下台，重起炉灶开始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邓小平才是抓捕四人帮的最大受益者。 　　参预抓捕四人帮各类人物的结局是悲哀的，他们没有因为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壮举”而获得利益。相反，大部分人因此被下台或边缘化。

（一）这一章，想着重说说郭仁杰之死。郭仁杰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副书记，也是写作班哲学组组长。调到写作班以前，就是一个有资历的干部。他是山东烟台人，贫农出身，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后来进入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解放区搞过地方工作。解放后进城到上海，先在复旦大学哲学系担任系总支副书记...

上海造反派学生“炮打张春桥”，并不是他们有先见之明，“炮打张春桥”其实是张春桥以我划线、排斥异己的自食其恶果。然而，“炮打张春桥”的意义在于：触及了张春桥在三十年代的不光彩历史；揭破了张春桥老婆历史上当过自首叛变的疮疤；暴露了张春桥拉一派打一派、排斥异己、结党营私的恶劣品质；晃动了张春桥进入中央最高层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中国形成了相当一批怀疑“四人帮”、反对“四人帮”的群众基础。

黄克维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解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当然，怎么样会得上这个病，谁也没有办法回答出来。黄只能说，这个病的病因还没有研究出来，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会生这种病。黄讲到了可能发生的危险，是呼吸肌麻痹。好多人又不懂呼吸肌。黄解释呼吸肌时，无意之中，用排骨肉来说明肋间肌。这引起了姚文元的申斥说：“这对主席太不尊重了。”姚文元的话讲出来以后，黄克维慌了，下面的话结结巴巴说不下去。大家都很紧张，会场上立时沉静下来。

姚文元一生“口诛笔伐”，害人甚多。但害人害到“点子”上，又名利双收的有三次：第一次是靠批胡风而崭露头角，第二次是靠《录以备考》成为“新星”，第三次是靠批《海瑞罢官》而步入政界。因为这三次都是他人生的“光辉”点，具有代表性，故而笔者称它为“三步曲”。

由于大量的人涌进报社大楼，而大楼已被围困，进出都很困难，第二天一早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厕所不够用。有些人就在大楼角落随便大小便；还有不少人不会使用大楼里的抽水马桶，用后不冲水和乱扔杂物，几天下来厕所污物四溢，楼道臭气熏天。这么多人成天呆在报社里，吃饭成了问题。

文革史无前例，乱局却难收场（1961～1970）大饥荒死了三千多万人，中共在1962年1月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7千人大会，开了近一个月。国家主席刘少奇承认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主动做检讨。刘虽说不是路线错误，而是执行的错误，但是他说：人相食，是要下罪己诏的。...

从我所亲历的事实来看，应当确认：上海“一月夺权”的指导思想是来自毛泽东的，总体指挥也是由毛泽东亲自担任的。在夺权的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充当了组织者、领导者的重要角色。而这个过程又是互动的，即毛泽东以上海为试点，上海的造反组织每有新的动作，毛泽东就立即抓住，作为典型，加以总结，进行指导，并且推广到全国去。这就是“一月夺权”全过程所显示的基本特点。

在饮食方面，最挑剔的属江青。据她的秘书杨银禄回忆，她吃鸡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点儿蛋黄，吃雏鸡要半斤的，鱼要掐头去尾，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绿豆芽要掐掉头和尾。江青特别注重水质。70年代她一度喜欢住在广州，嫌弃下榻的别墅水不好喝，特意命令专门开凿10公里管道，引来山泉水直接供应到她的楼上。1972年一次从香港进口6万米伊斯曼胶卷，就花了好几百万元。

毛自从林彪事件后至临终，常忧虑他死后老帅们会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 姚文元又写道：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1976年，周恩来病死，毛泽东病重，中共高层内斗加剧。姚文元预感到四人帮要垮台。为了给自己留后路，预备一旦出事，他好有一个向华国锋、叶剑英请功的东西，姚文元扣押了两封密信，没有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也没有上交给华国锋。文革期间，江青与周恩来第一封匿名密...

我在文革期间最早看到“夺权”这个词，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份文件中，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一段话：“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张春桥接着说：“这次炮打就算了，可是，我要告诉你们，上次我跟文元一起到北京去汇报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毛主席很关心上海炮打这件事，主席说：‘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啊？红革会这笔账还是要算的。’你们对这件事心中要有底。这次炮打，我认为至今有些事、有些人还没有查清。但是，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只对你们讲，你们不要外传。”

四人帮50年后检讨文革，不难发现一异象——群众性造反一开始都要求被造反者承认其正当，遭拒绝，方有游行、绝食、乃至卧轨，最后列队进京，请求圣旨恩准。如此造反，与汉语本义相去甚远，确实史无前例。或如毛泽东所问：造反派，真的反了吗？李逊嘱我为其新著作序，我即从此...

1967年，意气风发的姚文元率队访问阿尔巴尼亚。香港亲政府传媒《AM730》周一（12日）刊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访问，田再次在访问炮轰香港的亲北京政客，称建制派内部出现两面派，指两面派同时拿国家和西方利益。可以说，田飞龙的两面派之说只是新瓶旧酒，无甚...

我的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出版以后，有的读者在读后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们一九六七年在上海发动的‘一月夺权’，究竟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夺的，还是你们自己的发明创造？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顾事实。我在文革期间最早看到夺权这个词，是在...

邓小平回答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邓举例说，仅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一个冤案，就牵连138万多人，打死1万7千多人，6万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打死1493人，打残966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