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服满20年刑期的姚文元走出监狱，看到没有遮拦的天空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心里对自己说，终于熬过来了。
他到底是一个耐不住寂寞的人，当重新恢复自由之后，他开始回忆过去，想把它们一页页地书写出来。
此时他想起了胡风。他曾经狂热地崇拜过胡风，崇拜到甚至想要专门写一本书来赞美的程度。民国时期的胡风知名度很高，他的文章和思想在当时的文艺青年中，是一种偶像般的存在。
作为一名文艺青年，姚文元在1954年初，满怀激情地写完了他的那本《论胡风文艺思想》，用了无比热情的词汇，把胡风赞美成“最优秀的理论家”。他准备将书稿投寄出版社印刷出版，期盼胡风看到之后，知道有个姚文元在崇拜着他。
没想到文坛风云突变，就在这一年，全国发起了批判胡风的运动。姚文元震惊之余，暗暗庆幸自己还没来得及将书稿寄出，否则岂不深陷其中，遭受灭顶之灾？
在吓出一身冷汗之后，姚文元及时改变方向，决定紧跟形势，换用另一套恶毒的语言，写了《分清是非，划清界线》的文章，投寄报社发表。
姚文元在文章中批判胡风的理论是唯心主义的，只不过将自己的理论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胡风所奉行的那套理论，都是在破坏党的文艺方针。
文章发表之后，姚文元感觉意犹未尽，又写了题为《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将批判胡风的思想，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姚的文章，相对于别的作者，行文泼辣，言辞犀利，敢于上纲上线，很快就脱颖而出，吸引了众多读者的注意，其中就包括张春桥。
张当时是上海市委机关报的总编辑，承担着批判胡风的主要任务，姚文元的出现使他异常惊喜，看出这是一根“打人的棍子”。
张春桥主动联系上了姚文元，鼓励他为《解放日报》撰稿，编辑部会来一篇发表一篇。张春桥甚至将姚文元写的两篇批判胡风的文章，推荐到《人民日报》发表，让籍籍无名的姚文元，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人物。
一个原本崇拜胡风的文艺青年，就这样蜕变成为批判胡风的急先锋。
张春桥需要棍子，姚文元愿意充当棍子，两人各取所需，从此走到了一起。
两年后，又一场运动席卷而至。
从1956年底到1957年初，毛泽东大力提倡“双百方针”，欢迎各界人士畅所欲言，对知识界发表的文章，毛泽东尤其关注。他特别留意到姚文元的文章，一是姚的文章总能跟上他的思想；二是姚文语言生动，文笔活泼。在此前批判胡风时，毛泽东就很赏识姚文元的文章，并且通过柯庆施了解过姚文元的一些情况。到1957年初，他更是两次夸奖了姚文元。
毛泽东在1957年2月16日的一次讲话中说：“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教条与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就不能打倒国民党一家独鸣的理论……”
随即，在1957年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赴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代表团时，再次夸奖了姚文元，他说：“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就比较少。”毛讲这番话时，姚文元就在台下。
回到上海后，姚文元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人民日报》，揣摸上面的精神。他几乎每周都要去见柯庆施、张春桥，有时一周几次，以便了解上面的风向。
有段时间，他隐约觉得，毛泽东想要通过发扬民主，来防止共产党内产生官僚主义，希望大家多提意见，提得越多越好。
于是决定投其所好，在1957年6月10日，通过《解放日报》发表了《敌友之间》一文，反对“残酷打击。无情斗争”。接着，又在《文艺月报》1957年第2期上发表了《论“知音”》，强调“批评家应当成为作家的知音”。1957年5月13日又在《解放日报》发文《放下架子》，直接批评党的领导干部的特权思想，高喊：“放下架子！”不但如此，姚文元还在《文汇报》上连续发文，支持王若望写的《步步设防》。与此同时，还写文章高度赞扬了文艺作品《在桥梁工地上》。这部作品后来被打成大毒草，《步步设防》的作者王若望成了大右派。
很快，姚文元就发现北京的风向发生了变化。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内部文件，表示准备反击右派。
这篇文章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只在5月中旬印发省市负责同志。柯庆施是看到了这篇文章的，他把这一重大信号告诉了张春桥，但张春桥却没有告诉姚文元。
不过姚文元却从新华社的一条消息中，察觉到了形势的变化。5月2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短讯，短讯中有两句话：“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
这两句话中的后一句，引起了姚文元的注意。他经过反复分析，得出了结论：这是毛泽东发出的信号，要反击右派了。
想到这里，姚文元惊出了一身冷汗，想起前一段时间自己在文章中说的话，简直就是右派言论。要想挽救自己，只有充当变色龙，立即转向，打响反对右派的第一枪。
事不宜迟，姚文元立即翻身起床，拧开台灯，提笔写了一篇题为《录以备考》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同一条消息，《解放日报》发在头条，用了特大字号和醒目标题；《人民日报》也排在突出位置。而《文汇报》呢，标题字号很小不说，内容也放在了无足轻重的位置。姚文元分析说，这种差别，反映了不同的编辑方针，值得引起警惕。
姚文元把这篇稿子投给了《文汇报》，副刊部负责人见姚文写的是对《文汇报》新闻排版存在问题的文章，便不大愿意发表。但考虑到姚文元是受过毛泽东表扬的人，还是决定发表。6月10日，《文汇报》在第三版副刊“笔会”右下角不显眼的位置，发表了姚文元的《录以备考》。
出乎《文汇报》负责人意料的是，尽管他们将姚文元的《录以备考》排在了很不显眼的地方，结果还是被毛泽东发现了。
毛泽东随即以此为突破口，提笔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毛泽东在文中写道：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六月十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毛泽东写完这篇文章后，又提笔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导语，加上前几天《人民日报》已经发表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掀起了一场反击右派的斗争。
《录以备考》这篇千字短稿，经毛泽东肯定，使姚文元再次“变色”成功，从前段时间他发表的不当言论的阴影中解脱出来。不但平安无事，还提拔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被吸收进入反右领导小组。
那段时期，姚文元格外兴奋，几乎很少睡觉，每天上班都在忙着写反右文章。下班回家，草草吃过饭后，就又伏案疾书。
他攻击王蒙、邓友梅、刘绍棠的写作原则是文艺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他说徐懋庸是“伪装的敌人”；他攻击陆文夫在文艺领域里搞了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纲领……短短半年时间，姚文元就在报刊上发表了50多篇反右文章。
他攻击的对象，无所不包，就连昔日尊敬的师长、父辈也不放过。他的这种表现深受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青睐，给予亲自接见并当面赞扬。1958年7月，上海市委决定创办理论刊物《解放》，柯庆施将姚文元调入上海市委，任《解放》杂志文教组长。
接踵而至的飞黄腾达，使姚文元越来越把自己变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他不分青红皂白，见谁打谁，流沙河、冯雪峰、艾青都曾经被他打过。
1959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海瑞的精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后来吴晗与马连良合作，创作出了京剧《海瑞罢官》，一上演就好评如潮，毛泽东也连连称赞。
但不久风向转换，有人称《海瑞罢官》居心叵测，是一出借古讽今、为彭德怀翻案的反动戏剧。姚文元秉承旗手的授意，立刻着文批判《海瑞罢官》。
姚文元称这出戏为大毒草，应该立即铲除，随即招来一片骂声，殊不知这也是引蛇出洞，正好借此机会看清哪些人不是一个队伍的。姚文元的文章是在投石问路，是开幕前的登台锣鼓，是十年动荡的导火索。
此后姚文元又写了一篇《评三家村》，打响了十年动荡的第一枪。这篇文章一经发出，忠良之士纷纷中箭，直接惨死的人就有五个。
1966年5月18日，“三家村”村长邓拓，不堪承受姚文元的诬陷，留下一份遗书后自杀。5月23日，毛的秘书田家英，因为删改了一些姚文元与毛的谈话，被定性为篡改主席指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69年，《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在狱中死去；此前妻子吴震被迫害致死，此后女儿吴小彦因精神分裂自杀身亡。
而姚文元却凭借一支刀笔，快速高升，由刀笔吏成为官场大员，十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组成员。最后进入四人圈中，一荣俱荣，一败俱败。获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出狱后，姚文元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写本回忆录，二是恢复党籍。
对于姚的奇思妙想，上面研究后答复，恢复党籍的事就别做梦了。写书可以，但需审阅后才能出版。毕竟做了一辈子的刀笔吏，有些回忆是可以作为史料保存的。
2024年11月0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