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也在更早的时候，因反革命集团案遭到逮捕，并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胡风本人则在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969年又被加判为无期徒刑。如果说，胡风1944年的文艺整肃，最终只是给姚雪垠造成了身心伤害，但轮到他被整肃时，其伤害的程度和范围，就是百倍千倍了。

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1966年5月18日，“三家村”村长邓拓，不堪承受姚文元的诬陷，留下一份遗书后自杀。5月23日，毛的秘书田家英，因为删改了一些姚文元与毛的谈话，被定性为篡改主席指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69年，《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在狱中死去；此前妻子吴震被迫害致死，此后女儿吴小彦因精神分裂自杀身亡。

作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紧跟毛泽东整了很多人。整来整去，最后整到自己头上，昔日毛的“文艺总管”，一转眼，变成“奴隶总管”、“阎王殿”的“二阎王”。晚年，周扬反思到，中共存在“异化”和反“人道主义”问题，触及到了中共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党性与人性的问题，认为人应该有一点人性，结果，却遭到毛的大秘胡乔木的猛烈批判。

胡风事件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掌控下，由思想、文化、文艺的论争，演变成一个肃清反革命的政治运动，以思想批判为起端，以逮捕入狱为结束。这其实也是毛泽东惯用的做法：当年延安整风就是从整顿思想作风，发展为到处抓特务的抢救运动，毛泽东不过是将他的“延安经验”推广到了全国。

胡风（1902年——1985年），男，湖北蕲春人，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1929年，胡风去日本留学，后来因为组织抗日团体，1933年被日本驱逐出境。回国后，胡风与鲁迅交往密切，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主编《七月》。1949年后，胡风历任中国文联委员...

胡风的报告将矛头直指当时毛的“文艺总管”、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声称与以周扬为中心的“领导倾向和党的原则没有任何相同之点”。而在当时，周扬的文艺思想，就是毛的文艺思想。在毛看来，否定周扬，就是否定毛。于是，毛亲自出马，给胡风扣上各种罪名，加以猛烈批判。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全国因此而受株连的人何止成千上万，被迫害至死的又何止成百上千。而姚文元却因此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的编委，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而后由江青提名，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姚文元，这个从墨水瓶里爬出来的“大人物”，以“秃笔”作为撑高工具的“英雄”，靠见风使舵、投机钻营而跃上人生巅峰的跳梁小丑，最终遭到了历史的唾弃。1976年10月，他被逮捕而成为阶下囚；1981年1月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

陆锦璧根据自己多年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写成一篇《告全国人民书》，又被称为“万言书”，内容相当大胆劲爆。第一，批评1955年制造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违宪。第二点，陆锦璧批评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迫害知识分子。第三点，陆锦璧批评1958年“大跃进运动”是主观唯心主义。第四点，陆锦璧直言1959年的“彭德怀反党集团”是冤案。第五点，陆锦璧批评1962年后出现的一些运动违宪。第六点，陆锦璧抨击“文化大革命”。

作为文化人，夏衍在建国初期先是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文化局长，后在1955年7月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他批判别人，也被别人批判，最终在1965年的文化部整风中被打倒。两次意外遭遇建国后，夏衍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艺可不可以为小资产...

胡风的解释没有用。当年中共情报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也知道阿垅为中共立过大功。但是，毛泽东要打倒阿垅，谁证明阿垅为中共立过大功都没有用。阿垅如此不服，而毛泽东呢，则还以“不服不行”。

中共建政后毛和中共对这样的鲁迅是并不喜欢的。据2001年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记载，1957年毛泽东在回答上海作协理事罗稷南的“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问题时表示，如果鲁迅仍然活着，“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中共以前镇压地主的理由有一条就是大斗进小斗出，现在不但重庆的煤气表这样，油站的表是这样，菜市场的秤也是一样。中共比地主贪婪十倍百倍，在一个毫无诚信的社会生活是相当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