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1967年武汉发生“7.20”事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在道等支持部分群众反对文革的一些极端做法。这是文革爆发以来军队系统的一次反抗行动。第二，1967年8月22日，毛的红卫兵火烧了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制造了中共建政以来最严重的外交事件，在国际上引发强烈抗议。对内为平息军队高级将领的愤怒，对外为平息国际社会的愤怒，毛只好抛出王、关、戚，让他们当替罪羊。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北大师生都很清楚这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时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但是30多年后，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除聂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

1985年，王实味的老同学王文元说：“王实味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文字大狱的被害人；他是斯大林——毛泽东文艺政策施之于中国的第一个牺牲者；他又是中共内部第一个挺身而出、反对高干特权、寻求内部民主的知识分子……王实味不是恃才傲物的人，尤其不会故作倨傲。他宅心善良，性子耿直。要说毛病，也许是暴躁一点，太易激动。”

鉴于郭沫若在史学界的地位，很多专家虽然不同意郭沫若的论断，却不敢公开出面与郭沫若论争。如果一直这样万马齐喑，今天的出版书籍和教科书上，兰亭序书法和文章的作者，就都改称智永和尚了。然而中国这块土地上，真还有胆子大的，这人便是江苏省文史馆馆员高二适。眼见众人都不做声，高二适伏案疾书，很快便写成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文中引证大量文献和法帖资料，针锋相对地提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

毛某依据康、阎的报告，在全会上亲自宣布把《刘志丹》定性为“反党小说”，点名看过小说原稿的习仲勋是“黑后台”，揪出了一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进入“文革”以后，“《刘志丹》文字狱”继续升级扩展，不但西北老干部被揪斗、被关押、被残酷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甚至株连延安地区陕北红军老根据地的一般干部、普通群众，多达60,000人受害。

以前，我们都曾听说过，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和军队将领中就有按照这一方针长期埋伏的精干，在1949年政权易手前夕纷纷倒戈，显示出这一方针的威力。香港新近出版张戎的《毛泽东：...

7月16日，毛抵达武汉视察。看守李达的一个学生悄悄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李达当晚写了一封不到20个字的短信：“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然而，就在李达将信交给学校“文革”工作队的前两天，毛已离开武汉。8月中旬，当毛的批示到达武汉时，李达业已奄奄一息。李达被送医治疗，然而，为时已晚。李达于8月24日死去。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有机会整肃内部反对势力，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毛发动了一场持续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这1万5千个特务就是延安整风后期由康生直接指挥的“抢救”运动的产物。一个女学生在《我的堕落史》中写道：“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发展有6岁的小特务”。

1960年康生作为观察员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坚持秉承毛的旨意，与赫鲁晓夫唱反调。1962年，康生指责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导致小说作者李建彤以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被关押审查，而牵连在内的共有60,000多人，被迫害至死的有6,000多人。康生之残忍可见一斑。

康生说：“晋绥是老区，要按过去的标准去找地主富农，你找不到。他们在人民政权下，早已化了形，成了‘化形地主’”。 康还说：“老区的地主富农，把财产转到工商业上去了，凡是这样的人都应该是斗争的对象，要挖浮财，把他们扫地出门，只给他们一双筷子一个碗。” 在经验交流会上，康生大谈其挖底财的经验（实际没有挖出多少），陈伯达听了大叫起来：‘唉呀，我犯了个大错误，忘了挖底财啦，我要补课！’。本来，他在静乐搞的那个点的土改结束了，却又匆忙赶回静乐去挖底财，‘左’的劲头真可以呢！”

2009年，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撰文《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其中写道：（从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职位上）离休后，我负责编中共组织史资料，从打AB团起，10年内战肃反，自己杀自己人，杀了10万。延安时期抢救运动打了1万5千个特务，但事实上一个打入党内的特务都没有。这1万5千个特务到底是怎...

康生和周恩来过从密切。康病后，周恩来多次来看他，说他们同年生（1898年），还说他们在上海一起工作（指“特科”工作）的只剩下三个人（指周、康、陈云）了，康比周早死23天（1975年12月16日），但这个消息没告诉周（因他在病中），周在病危时跟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不用了，你到康老那儿去吧！”现在书上都避讳康而说成：“你到更需要你的人那里去吧！”

康生当年被捕入狱，后来是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的。这件事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1949年，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被接手时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首先被红卫兵头目蒯大富等人获悉，随后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康生这时才知道卢福坦的事情。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卢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时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居然还上了简报。

自那以后，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吴法宪、叶群、温玉成等，你来我往成了“文管处”的座上客。为了接待首长，还特意开辟、装修了一处温馨舒适的“首长接待室”，内藏抄家的古书字画、文物等稀世珍宝。这些“首长”定期、不定期地多次来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抢掠侵吞大批的珍贵文物。一时间，府学胡同36号院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最多的时候，“首长”坐的“吉斯”、“吉姆”、“三排坐大红旗”等高级轿车一下来了九辆，从院子里停到院外胡同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