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寅初的设想，中国的人口政策，应该是一条既不极左、也不极右的相对平衡的人口政策。马寅初在他的《新人口论》中明确反对堕胎。

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此外，毛泽东还经常指示他向我们传话。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时想为这项“买卖”制造理论根据。从一次长而乏味的谈话听出来，与中共领导的说法相反，特区的经济和财政形势，极为严重。通货急剧膨胀。财政工作日趋困难。已经发行了六百万元的货币！可是，这并没有改善经济状况。

《解放日报》公布了关于中央政府的军队和中共的军队投入抗日战争兵力的材料。发表这种对比数字还是第一次，这样做有其特定目的。就我所知，中共中央主席正想方设法要与美国挂钩。这些数字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驻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提供的。根据这些数字，八路军和新四军牵制了全部在华日军的58%，以及匪伪军的90%。这个数字是夸大了，至少可以这样说。

1943年8月7日考虑到毛泽东对我和我的同事抱有敌意，我决定公事公办，要求毛泽东接见我一次。中共中央主席很快就答复我。他邀请我去，但要我单独去。他还是在平日那间屋子里接见我。他让我坐在为贵宾准备的皮椅上，端给我一杯茶。他笑着开着玩笑。在互相寒喧以后，他问我...

诸如此类史不绝书的经典故事，当然与1965年通过秘密渠道擢用姚文元等人撰写批判文章、并以此发动宣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死刑的“文化大革命”，在操作方式及其机理上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而这种一脉相承则说明：上文提到的“秦制”确立的政治体制，是如何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着两千年以来中国历史的面目。

1943年7月24日王明在吃有毒的药。很明显，有人在给王明下毒，而且，毛泽东和康生显然与此有牵连。要公开杀害中国共产党内国际主义者的领导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个在共产国际受爱戴和尊敬的人，那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毛泽东认为，时间紧迫。目前的形势世界...

1943年7月16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朱德给位于特区南部的国统区司令胡宗南发了个电报。电报内容如下：你在洛川和宜川交界处视察之后，该区形势已濒临战争状态，谣传中央政府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业已决定要取缔中国共产党。又谣传大批部队正从黄河南部地区西调，大批弹药...

1943年6月30日康生对各种可疑份子态度特殊。给人这样一种印象：特区里真正的日特、国特和其他的特务，只要尊重康生，那就不会碰到什么危险。形形色色的可疑份子，受中共领导官员信任和保护的该有多少啊！可是，刑官的情报局所宠爱的人中，就没有忠诚的共产党员。党、政...

1943年6月2日看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好像要急剧恶化。因此，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前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曾经给中共中央发来一份重要电报。电报除了谈旁的事情外，还劝告中共中央主席及整个领导，尽可能同抗日统一战线的合作者保持正常的...

在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的坚决要求下，我去看了王明。他情绪很不好，折磨他的与其说是身体上的病痛，不如说是精神上的痛苦。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事先提醒我，她还没有把“莫斯科派”遭受的疯狂迫害告诉她丈夫。王明气愤地跟我谈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所作所为。在莫斯科，这位未来的刑官在职务上是王明的下级，他曾经曲意奉承王明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所有知名的领导人。王明回想起当时每次开会，康生总是第一个一跃而起，热烈鼓掌，并狂呼“××万岁！”

毛泽东利用了长征期间某些指挥员犯错误一事，把这些错误扣在博古和李德头上，撤了他们的职，把他的意志强加于朱德，就把军队掌握起来了。总书记一职由比较听话的洛甫担任。王明从莫斯科一回来，就向中共中央汇报，提出需要改变策略，同国民党搞抗日统一战线。中共中央一致同意王明的建议。可以想得到，从那天起，毛泽东就把王明视为头号政敌了。为什么毛泽东对陈云、徐向前、李先念和陈昌浩怀恨在心。他们目睹了毛在长征中具有什么样的“雄才大略”。

中共领导还在做出要打日本人的样子欺骗莫斯科。对《新民主主义论》来一番彻底分析，会使人毫不怀疑中共委员会的主席是反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是反对调整同重庆政府的关系的。毛泽东的立场削弱了对侵略者的抵抗，分散了力量。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一直在特区进行着，原因就在于此。

毛泽东不停地吃着辣椒，一口一支，然后在椅子里舒舒身子，问道：“斯大林是一个革命家吗？他喜欢吃红辣椒吗？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一定会吃红辣椒。……”他喝了口酒又说：“亚力山大大帝肯定是非常喜欢吃红辣椒的，他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革命家。至于斯大林，肯定他也是吃辣椒的。孙平，你也得吃辣椒，假如你是一个革命家，那就请吃吧。……”

胡耀邦秘书陈维仁提到康生时说：康生是中共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的教父，“文革”的罪魁，中共党内最大的“棍子”。据陈维仁回忆，每当提起康生，胡耀邦从来不说其名字，而是用食指在鼻子下边一划说：“那个人”（康生的上唇一直留着胡子）。

“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是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

1942年7月18日多尔马托夫对尤任所说的情况作了补充。当听到毛泽东当着王稼祥和康生的面，用令人气愤的话回答苏联同志的问题时，我们全体同志的心情是多么压抑呀！他说，一旦日本向苏联宣战，我们只是配合作战，不用大部队，以便保存我们的实力。在战争过程中，我们将根...

记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称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公认的天才”。毛泽东为这些具有自由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记者的到来，作了一切准备。他不遗余力地想使他们对他产生好感。中央委员会主席在会见他们时，对中国革命谈得还算有分寸，而谈他自己就太过份了。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谈出来的他青年时代的政治观点，一直使我吃惊。毛泽东说，那是空想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大杂烩”。

中共领导人希望得到武器，并不是为了向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而是为了同国民党闹摩擦。这使东京的人感到多么高兴呀！小股兵力或游击队的机动战术，就像战争本身一样古老。他们把这些真理的“发现”也归之于毛泽东。眼下，毛的小股兵力的“机动战术”，就是对占领者避不采取任何战斗行动的战术。

1941年下半年，当德军逼近莫斯科时，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小组的态度更加不友好了，到11月底，发展成公开敌视。中共的高级工作人员不会见我们了。毛泽东借口工作忙，没接见过一次苏联记者，而康生则派人盯我们的梢。在这种不友好的情况下，我的任务是要与中国同志改善关系而又不放弃我们的思想原则。考虑到康生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影响日益增大，这是件难办的事。

1966年“文革”爆发，康生出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毛的默许下，他运用几次运动中掌握的经验，捏造罪名，再度制造了不少冤案，包括打倒贺龙、罗瑞卿、刘少奇、王光美等，人称“刽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