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制造了无数冤案。冤狱遍国中。刘少奇被打倒并迫害致死是最大的冤案。说它“最大”，一方面因为刘少奇是开国元勋、在党政干部中级别最高，另一方面它涉及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被打倒的各部门各地区各级别的党政干部，他们被打倒的主要和基本原因，通通都是被指控“跟着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毛泽东语），即贯彻执行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被说成是刘少奇在全国党政各部门各地区的“代理人”。梳理刘少奇冤案并分析其历史背景，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没法论述刘少奇冤案的全部情况，只说说文革中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我认为，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1967年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同整个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样，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1967年第5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王力、关锋撰写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的本刊评论员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千万不要上《修养》（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传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这段话不是作者王力、关锋的“理论创造”。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著作权不属于他们。这段话是毛泽东审阅这篇评论员文章时加上去的。王力说：
“四月，主席提出：要开展对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的大批判。公开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戚本禹说，主席要我写的一篇红旗评论员文章，配合红旗编辑部调查员的调查报告。这篇调查报告本来是内部材料，这时主席给王力、关锋写一封信，要公开发表。并且亲笔加了一个《‘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标题。我原来写的评论没有涉及《修养》，主席看清样时叫加一段。‘修养是唯心主义’那一段，这是主席的语录。主席当场口授，我记下来整理打印好再给主席看了，主席说马上发。这是在戚文前一天毛主席公开骂刘少奇。”（见《王力反思录》）顺便说一下，关于这篇评论员文章，王力说是他自己写的，根本不提关锋，对此我存疑，我根据经验，在提到此文时仍把作者说成他们两人——其实，王力本人也说毛泽东就这件事给他们两人写信。
毛泽东在这篇评论员文章中加的这段话，就是1967年对刘少奇大批判总的指导思想和总的纲领。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拿他的《修养》开刀，也真滑稽！尽人皆知，《修养》一书1943年编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献》。对此，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不知道吧？把《修养》列为《整风文献》恐怕就是毛泽东提出和决定的——据《修养》最初在延安《解放》杂志1939年第81—84期发表时担任责任编辑的吴黎平说，《修养》经过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给他一信，信中说：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宣布《修养》是“欺人之谈”，“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是历史捉弄人，还是人捉弄历史？（当然，在今天看来，《修养》不论观点内容，还是历史作用，也不是没有可分析和批评的地方，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毛泽东还说，对《修养》的批判，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看来，毛泽东所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不仅仅是指“50天”派工作组的问题，而是要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全面清算——我觉得这是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和从思想上批判刘少奇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的策略。
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在毛泽东的发动和领导下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王力曾谈到1967年第五期《红旗》（3月30日）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该文是戚本禹写的，但不能把它看作戚本禹的个人行为。对这篇文章，毛泽东不仅批示：“写得很好”，还亲自加写了极其重要的一段：“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毛泽东为了表示支持当时的红卫兵，把红卫兵和义和团中的“红灯照”相比照，他要戚本禹加强对义和团中“红灯照”的评述，在戚的送审稿上批示：“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这个问题，戚照做了。就是戚文中把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写错（按：即把“赵舒翘”误写做“赵舒饶”），毛泽东都提出改了。（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92-293页）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亲自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对戚这篇文章逐段地讨论修改。文章点不点名，点哪些人的名，怎样点，都是讨论过的。对刘少奇没直接点名，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对邓小平也没有直接点名，大家的意见，用“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陆定一在“彭、陆、罗、杨案”中早点名了，在这篇文章中明确点了周扬的名——其实在姚文元的文章中也早点过了。陈伯达主张点胡乔木的名，康生不同意，陈伯达很坚持，江青支持陈伯达，戚听江青的，——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只点姓不点名即写成胡××，这叫半点名。关于文章署名问题也进行过讨论。戚提议以《红旗》杂志社论或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周恩来说，在外国社论或编辑部文章一类，要比个人署名文章层次高，我们搞批判的第一篇文章还是个人署名好，大家都同意；戚又提出是不是用个笔名，江青瞥了戚一眼，戚觉得江青认为他有害怕的意思，他就收回了这个意见——因为文章是戚写的，周恩来决定由戚署名。还有一点，在这篇文章中质问“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八个问题，原来没有八个，是戚在同林杰、《红旗》杂志责任编辑等共同讨论后增加的。
这就是戚本禹那篇“著名”的批判刘少奇文章写作和发表的大致情况。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说：“四月一日（按：指戚文在《人民日报》转载的时间——笔者），发表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总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只有江青知道。”（《王力反思录》下第991页）这不是事实。当我近年就这件事情直接询问戚本禹时，戚惊奇而又有点气愤地说：“王力怎么能够说他不知道呢？！……总理主持讨论这篇文章的会议他是参加了的。真不知道王力为什么这样乱说，这样欺骗人。难道他真的忘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