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共产党国家的存在给以奥运为首的国际体坛造成破坏。而萨马兰奇却主动迎合共产党国家的不良行径，违背奥运精神，变业余为职业，助长共产歪风全面入侵国际体坛。在自由世界，各项竞赛和运动健将，也因此大多沦为商家用以牟取高额利润的招牌。为了追名逐利，服用禁药的“毒品化”也接踵而来。

反共博主编程随想有勇有谋，还很幽默，对前来骚扰的五毛，他也礼貌相待，允许他们完成任务，但读者包括我不太适应五毛言论。有读者留言痛骂比如：五毛一时爽，全家火葬场。有读者则在惊叹的同时也予以劝导：一眼望不到边的脑残或故意脑残的五毛，真是任重道远啊。一个个翻墙出...

“洋人”作为新词最迟一百年前就出现在中国，因为在1906年出版发行的小说《恨海》中“洋人”就与“华人”并行使用，没有贬义，只是表明两者外表的不同。在国际互联网时代，出现了新词“五毛”，用以讽刺为了蝇头小利向中共当局出卖良知的华人。其实当中国人学唱“国际歌”...

共党篡夺中国的政权后，沈钧儒们主动解散了所谓的“救国会”。从史料来看，“救国会”叫“救共会”才名副其实。一来中共自己透露“七•七事变”后，王炳南在上海全力以赴投入“救国会”的工作;二来，“救国会”在王炳南们的操控下没做过救国之事。

一九三七年一月，宋庆龄从上海写信向在莫斯科的王明告已潜入延安的史沫特莱的密状。此信证明这三人都接受共产国际领导。这封信透露了宋庆龄滥用其身份，秘密违反家规国法，象史沫特莱一样为共产国际工作，从中也可以看到史沫特莱不是宋庆龄的洋秘书。宋子文与宋美龄最迟在“西安事变”之后就从周恩来处获知他们的姐姐秘通共匪，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但是他们纵容了宋庆龄的谎言和违法行为。为此他们付出了从一九四九年起就丧失家园故国，父坟母墓被挖，流亡至死等代价。

费翔（1960-）一个生长在中华民国享有自由的美国人却在被中共监控的微博上大言不惭地表示：“1987年，一个跨越海峡的‘小鲜肉’曾经在央视春晚上初次亮相！哈哈！现在的我，心里只有感恩和快乐…我有幸和国内的朋友一起成长，一起走过了30年！今晚，让我们一起看2017年的春晚，一起和心爱的人走入鸡年…祝：一帆风顺，每天都充满笑容！”

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一直密切。在蒋中正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被迫下令清党剿共时，在他的部队中，有中共党员十六人。杨虎城不仅不清除他们，还自己要求加入共产党。因此，一九二八年女共党徒谢葆真获准给杨虎城做妾。

吴弘达以“中国人权问题专家”之名，拿美国纳税人的钱，却象中共一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并且自愿帮中共攻击法轮功，起到了共特都起不了的作用，这难道不是共特的共特？打小报告或撰文诋毁他人的信誉在德国就算Rufmoerder（信誉杀手）和Schreibtischtaeter（书桌前的凶手）简单地讲就是“屠夫”，更何况他的小报告客观上起到了让中共继续活摘大陆同胞器官的作用！

白岩松是八五级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他必定亲历了举世瞩目的史无前例的八九民运，然而他能够自觉地删除与此相关的信息，自愿地用个人的成功来宣传中共的盛世。照理享有特权，能够到美国的白岩松完全可以知道和了解各种真相，但是，他却甘愿为中共效劳，不惜撒谎造孽

二〇〇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新华网登载了国际先驱导报驻柏林宣传员郑汉根的报道《专访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衡量中国需用中国标准》。此报道的小标题是我感觉不到中国威胁，衡量中国需用中国标准和是否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不重要。六四屠杀后，欧盟禁止成员国把武器出售给中共。这是欧...

张丹红在德国媒体的媚共言论引起外界对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的关注后，这篇访谈是德国之声中文节目被红色渗透的例证之一。因为张丹红与黑伯勒一唱一和为中共评功摆好，颠倒因果，抹黑德国媒体，诋毁默克尔捍卫民主人权……就是在这篇访谈中黑伯勒宣布，“中国共产党目前是中国稳定和富裕的保证”!

第三次热捧泽林的不是别人，正是因工作合同不被延长而控告德国之声的女主角祝红。标题《专访：〈中国嫔妃经济〉一书作者》。这篇报道图文并茂，把极权中国打扮成了“国际记者向往之地”。

当库恩声称伪传的“整个写作计划未与中国政府进行任何合作”时，叶永烈却撰文详细讲述了出书的计划完全是在中共外宣部门的操控下进行，为的是打击“反共反华逆流”。据前哨杂志披露，叶永烈因此已被中共列入“内控”名单。库恩称颂江泽民是“改变了中国”的伟大人物，“六四”屠杀后被迫流亡美国的前《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则在二零零二年指出，江泽民当权后的十三年是“政治大倒退、社会大腐烂和经济大发展齐头并进的奇异时代”。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德国之声中文节目多由类似张丹红的大陆人制作，其中有四个在“丹红门”曝光后，被指曾加入中共。以张丹红为首的中共党员都未发过退党声明，亦未出面澄清，倒是德国之声领导在德语媒体否认该台有中共党员。二〇〇八年三月，当中共因血腥镇压藏人，遭到各界谴责并导致其奥运主办国资格受到广泛质疑时，张丹红以德国之声中国专家的身份出面力挺中共，发表一系列违背普世价值的言论，引发公愤。

库恩虽靠拍马屁深得中共欢心，但想在美国兜售红色谎言，却没有靠特权赚钱或在中国出名那么容易。库恩想靠到过中国多次，走过多个地方，获得民众信任，不可能!因为美国接受了太多来自红色中国的难民!以宋美龄为代表的流亡华人、以达赖喇嘛为领袖的流亡藏人、“文革”受难者比如郑念、民主墙一代比如魏京生、天安门一代比如唐柏桥、法轮功学员比如王文怡和流亡维人比如热比娅，他们都是有国难归的共产难民。即使他们都不吭声，库恩也很难骗人。所以，库恩的翻译和伙伴朱亚当不得不承认，“在美国，库恩和我，可以说‘孤单但不孤独’”。

二零零一年，针对海外出版的被中共视为起着极坏的政治影响的各种江泽民传，中共国务院新闻办把叶永烈介绍给库恩，目的是伪造中国并非极权国家、江泽民并非独裁者的假象。库恩想为中共效劳，但他既不懂中文，也没写过传记，无法独立完成任务。叶永烈是大陆的传记专业户，乐于与...

在学生打死老师的“文革”红八月中，寒春夫妇联合卡玛生母史克等四个洋红人写了“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了修正主义道路?》。这张大字报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并迅速起到了效果，寒春作为“造反派”参加了所在单位的“战斗队”。王容芬在她的长文中评论这张毛批马列大字报，“其措辞比聂元梓们的更带杀气，又添了几分西方人少见的媚气”。

庄则栋作为世界冠军和体委主任却难免被江青招去陪她打乒乓球的差事，也因此成为大陆百姓用来抵制红色样板的黄段子中的男主角之一。/ 从标题和产生的效果来看，《红都女皇》不是红色宣传，而是黑色讽刺，所以，此书可能会招致毛泽东对江青发怒，毕竟一国不容二霸。无论如何，一九七五年前后流传的《红都女皇》和与此相关的小道消息证明江青不得人心，这给华国锋们在权力斗争中取胜制造了舆论，提供了条件。

江青虽拒听周恩来的意见，自己与维特克在广州的豪华别墅中漫谈了一个星期，话题广泛，甚至说了贺子珍的坏话，但江青还是没有忘记周恩来的意见，向维特克宣传鲁迅，在抬高鲁迅时也趁机自我吹嘘。江青到上海投身红色文艺活动后，成为一颗闪闪的红星。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在上海病逝...

毛的身边人吴旭君名下的文章《毛泽东的五步高棋——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始末》中透露，毛向吴表示：“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斯诺是毛需要的红娘。毛告诉吴，“让外国人进行宣传，这种做法，它的说服力有时比我们自己在那里吹作用还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