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的印江中学一角回忆是一条感情的丝线，将随风而去的往事一件件寻觅回来，串联在一起，在退休的生活中慢慢缅怀。一、走进县中学1975年10月我和爱人敖艾莉一起调到贵州印江县中学任教，我教初三物理及电工学，艾莉教初二物理。印江中学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这里...

根据《杀劫》中的图片和文字，大昭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大量法衣、经书、佛像、嘛尼轮等被砸、被毁、被烧；释迦牟尼佛像则被戴上高帽，高帽上写有种种侮辱性的语言，其身上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全都不翼而飞，连身上和脸上涂的金都被刮净，甚至镶嵌在佛像眉心的一颗无以伦比的宝石以及古老的黄金耳环，也不知被何人拿走；还有所有佛像体内的装藏之物也都被拿走，其中的青稞被运送到粮食局仓库，磨成了糌粑…… 大昭寺被当成猪圈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一位领导同志表现很积极。抓住一件他认为反革命的诗句在本单位的职工大会上大加批判。说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说什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明明是反革命想复辟吗。又问，这是谁写的？他的秘书说：白居易。他说，把他找来。秘书一看觉得他越说越不像话，马上打手势让他别说了。因没有很明确的手势，做了个打篮球的暂停动作。我们这位领导同志理解错了说：打篮球去了？那也得把他找回来。

文字狱1966年6月9号下午，我就读的武汉第28中学党总支组织全校师生批斗了彭大年老师。批斗他的理由，一是说他1957年以提意见为名向党发起猖狂进攻，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1960年给他摘了帽，是个摘帽右派；二是说他这次借批判三家村为名写大字报又一次向党发起猖狂进攻，不批斗不足以平...

中了进士后，康有为又多次上书，主张变法维新。1898年，在慈禧和光绪帝的许可下，开始进行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后来慈禧发动政变，变法失败，康有为也被通缉。 康有为逃到了海外，并在1899年7月成立保皇会，提出“君主立宪”，“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回国并在上海定居，还积极参与恢复帝制。 1966年文革爆发后，举国“破四旧”，全国上下到处是“打、砸、抢”，乃至杀人、掘墓。康有为虽然早逝，也未能幸免。他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保皇派”，在青岛的坟墓被某校的红卫兵挖开，尸骨被鞭尸，其带有白发的颅骨则被红卫兵们绑在棍子上，抬着游街示众，而骨头则被当场扬了一地，再难找回。

而在另一次批斗中，红卫兵命令吴宓跪在毛像前认罪。他不跪。被红小将猛踢后腿才跪下，但腿骨折断，接着红卫兵左右两边揪他耳朵，不断扭拧，使他痛彻心肺、两耳欲断，最后则被红卫兵一脚踢翻在地，昏死过去。 在又一次批斗中，他被架上高台示众，不免头晕眼花直打哆嗦，因他走得慢了，架他的人立时将他推倒，吴宓由此摔断了腿。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后来他的一只眼睛也失明了。 1974年，他的堂妹到重庆探望生活不能自理的吴宓，发现屋子里根本没什么家具，一件蓝布面的棉袄勉强能穿，上面有三十六处缝补。

可怜之人也有可恨处。几十年过去，他早已不是挨揍的反革命知青，成了“将军后代合唱团”的成员。大概以为自己又是高高在上的红二代了。他的变化我一无所知，还以为是以前的他，在微信群里还为他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鸣不平，谁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他说，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最后，把我清除出北京的知青群。 这里，看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文革中，那些造反派之流的人物，自觉不自觉的按照：老子英雄儿好汉。另一个是，文革后，有些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以前的朋友不在一个层次上，天下是自己的父辈打下来的，因此没有低端人口的份。

读到《炎黄春秋》2013年第3期蒯大富口述、米鹤都整理的《清华批斗王光美始末》，很高兴，我觉得蒯大富讲的是比较实事求是的，通过这篇文章，使我进一步了解了清华文革的很多不知道的情况，我感谢口述人和整理者。但文章最后谈到二次批斗王光美，文字很简略，不到1000字，很多情况没谈到&md...

学生们每开批斗会，都要她登台亮相，并且将她那漂亮的发型剪成阴阳头，以让广大革命群众辩明她的“阶级敌人”身份。有一次，学生们把揪出的“阶级敌人”集中游街，有人竟在她的脖子上挂上一双破鞋，以证明她是个“烂货”。“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雷锋的话，大家早已熟知，在一些唯恐不够“左”的革命派看来，孙老师既是“国民党特务”，怎么侮辱都不过分。 被批斗过的校领导和老师，除了要定期向造反派汇报思想动态，接受训话，还要参加义务劳动。

据说这种“活人展览”既能展示广西“联指”一派的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又能大长他们革命派的士气。被当作展品展出的，听说还有省一级的领导干部。继南宁、柳州之后，一些地区、县也依样画葫芦，搞起“活人展览”来。今天，我所在的宜山高级中学“联指”红卫兵也把我们当作“展品”展出了。 “活人展览”古代叫“示众”。但那时针对的只是“个别”囚犯。当天展出的“展品”一共是18人。有“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4·22”一派成员，另外还有四名“4·22”一派的学生。

我与中学同窗们的回忆，在文革中划上了血腥的句号。故事发生在1966年夏天，我所就读的昆明第二十四中学。虽然文革已经开始，工作组进驻了学校，大字报糊满在教室走廊。但学校里仍是和气未失。第一批大字报是批斗封资修教育路线的，大字报上许多认真教学的老师都被点了名，他们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