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援助，有些人想不通，说本身还未搞好，还去帮助人家。有的还说，要帮就帮社会主义国家，去帮助那些不稳定的国家就划不来了。援助人家一些普普通通的商品还可以，大量的，国内需要的物质就不行。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不能光考虑到自己，而且支援是互相的，不是单一的；经济援助也不是唯一的。 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名，要发扬所谓的国际主义精神，饿自己的肚子，来换取一些国家的支持，甚至用这些援助来维持另一个国家独裁政权的存在。不过，可以用钱收买的朋友能长久吗？

阎长贵当我坐在阎长贵先生面前，听他平和地讲述30多年前的故事，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位诚恳、书卷气十足的学者，曾是江青的第一任秘书，以后被打进秦城监狱8年之久，出狱后又流放农场5年。历史的组合真奇妙！给中国第一夫人江青当秘书，这是我做梦也没想过的事情。‘文化大革命&rs...

“九一三事件”的前后过程以及对黄吴李邱等人的专案审查，叶剑英自始至终都是参与者、知情者。黄吴李邱是否涉及“两谋”，叶剑英应该心知肚明。但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却积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叶剑英的政治水平是其他军队将帅无可比拟的。叶剑英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政治”，而非“军事”，叶剑英一生当中政治手段运用的十分娴熟，大概是仅次于周恩来的人物。与其说叶剑英是军事家，还不如说叶剑英是个政客更加准确。

提到“老三届”这个特定词，很多人不陌生。不过可能需要和90后们啰嗦一句吧，它专指文革期间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这集其实是说69届的升斗小民们。

军管会还有一辆广播宣传车，你爸爸也经常在上面。那是一辆什么样的广播宣传车呢？是“中印反击战”（注：指的是1962年发生在西藏边境的中印战争）的时候，在边界上对印军搞宣传的车。那个高音喇叭，只要对着它说话，几十公里都听得清清楚楚。军区大门口也装了一个高音喇叭，人从下面走过，都会被那声音给震得快要飘起来。那么大的声音，不要说整个拉萨市，可能在堆龙德庆县也听得见吧。

要不要崭草除根？要不要全家诛灭？那些杀红眼的民兵积极分子们深感地主子弟留不得，留了后患无穷，立即向余下的三个手无寸铁的小朋友开刀。有的用马刀砍，有的用梭标捅，有的用扁担打，有的用石头砸，不一会，三个小儿全淌在血泊之中，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姐姐一起走了。霎那间禾场坪上留下五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对付老牌反革命咱得玩点新招！”他吩咐打手搬来两张桌子，放在吊起的魏建浩两端，然后两个打手相对站在桌子上，像老和尚撞钟似的你推过来，他撞过去。老反革命涕泪满面，发出凄厉的哭喊。随着打手们放纵的推撞，受害人在空中的摆幅越来越大，最后绳索断掉，老反革命象一只沉重的沙袋摔在地上，脑浆迸裂，四肢痉挛，全身卷缩得像一只刺猬。

中共处决所谓反革命分子行刑现场。（网络图片）1979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张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辽宁省的第三十多例。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革命烈士呼...

今天接着说袁总的一位后任，也是大总统，不同的是代理的。顺带捎上几段他后人的悲愤遭遇。这里包括一个当代名伶。冯家上下一二百人，1949年前有1/5在海外。文革期间，留在大陆的冯家人无一例外，都遭到共党铁拳捶击。冯巩本人曾在报考中央广播说唱团时，因为政审不合格而被拒之门外。

海外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华人、外国政府和外国人说一句中国的不好，哪怕这是真实的存在。一旦听到这样的声音，官媒和“小粉红”们必定开足马力，竭力声讨，并将其冠以“反华”势力，完全是玻璃心的心态。而事实上，众多所谓的“反华”势力，其实都是爱中国的，他们反的恰恰是祸国殃民的中共。 纪录片——《中国》，影片真实记录了当时真实的中国和中国人，这部被认为是“真实描绘中国城乡的诗篇”的纪录片，却遭到了中共的批判，并被视为“反共、反华”电影。

有芒果开始烂了的时候，工人削了皮、把果肉放在一大罐水里煮，水成了“圣”水，每人尝一勺。据说毛泽东听说这一细节时笑了。 而北京第一机床厂决定让上海的姐妹厂也分享“毛主席的关怀”，还特别租了一架飞机，用来专门护送这个芒果去上海。 “看到金芒果，彷佛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成了当时的流行诗。 一些对芒果公开表述怀疑的人则受到了严厉惩罚。一位乡村牙医把巡游的芒果比作红薯，被当众羞辱，判了死刑。

最近听到一种说法，那就是早有高人预言，中国必有二次文革。因为文革世代终会有掌权的一天，而他们的精神世界是由毛的文革塑造的。我不能不承认，这确是一个有深刻洞见的预言。习近平代表了文革中被深刻触及灵魂，因而全然不在乎出卖灵魂的这类幸存者，他们与另一类幸存者，也就是在80年代积极参与改...

对过的农场小学，平时早中晚上学放学时间可谓是车来人往，热闹非凡。有父母开着轿车接送的、有祖辈骑着摩托护送的、有亲朋搭伙搭伴看送的。平时是这样，要是六一节那天，学校内外像过节一样热闹。生长在这个年代里的儿童们真是生在福堆里，长在蜜罐中。每每看到这些，就有一种难言的感慨和由衷的羡慕。...

白桦1956年在上海和电影演员王蓓结婚的时候，是借住的朋友的房子。这感觉让他很不踏实，总想另寻一处居所。那时候，上海的房子已经全部收归国有，私人租赁和买卖活动刚刚停止，为此他托过很多人，求了很多机关，甚至还找过十年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张春桥，但都无济于事。一切努力...

一到专区开会，就大吃大喝起来。一餐就是八大八小、十二围盘、四大硬盘。茅台酒、大红金烟，还有马连良的戏票，首长亲自敬酒，部下回敬，非到东倒西歪不休。从地主官僚家抄出的枪支子弹，几乎是谁抄到就谁占用，县委书记们只要听到哪个区里抄到抢支子弹，除了长枪上缴了外，凡是手枪几乎都是各到手头尖了。但这只能是党员领导才有格。

当时红卫兵砸大昭寺的时候，你爸爸和几个一起去的军区里的人制止了他们。不过是不是制止住了就不知道了。你恩尼拉（藏语，姑姑）也说过，她听你爸爸的战友多吉平措说你爸爸在军区的会上讲，像大昭寺这样的地方是不能砸的，应该把寺院的门关上保护起来，这是西藏的文化，将来需要。你恩尼拉还跟我说，这些话不讲就好了，讲了对他产生了不好的效果，后来挨整也有这个原因。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出现过不少荒唐事，君不信，我在此写出三个真实的故事给您看。一.挨剪子1966年夏，文革扫四旧期间，我出了一趟忘不了的差。那次出差是从我院在贵州省盘县的现场设计队驻地出发，经昆明去上海，整个旅程没想到竟遇到了三件挨剪子的事。到昆明那天，我、许兴和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