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在停课近两年之后，我们“升”入了中学。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那年我们应该读初中二年级，第二年毕业，这就是“六九届”的由来。

我被分配到交道口小经厂的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就是在传达室看大门。这时候到了文革后期阶段，我从一个演员变成了看门的。在这前后，北京许多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家庭，迎来了一个叫做落实政策的时期。1973年9月，我们家多蒙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也有幸享受这一政策。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政治上不摘帽...

　张春桥的思想与行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是极左路线的笔杆子，写下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极具煽动性的文章；另一方面，他又能够冷静分析政治形势和权力走向。简直是政治表现上的表里不一，矛盾体的典型。 张春桥在文革上蹿下跳揭批“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势力”，但在私下里却显示预见到文革可能的失败。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反映了张春桥复杂的政治心理，也暗示了他在政治光谱上的特殊位置。 从默默无闻的文人到权倾一时的政治局常委，再到阶下囚，张春桥的命运转折背后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残酷现实。

这个省长叫李范五，是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我们当时还不懂得为什么要标明第二书记，而有的省委没有这样标明，就是省委书记和副书记。后来才知道，写他的头衔如果少了第二书记的话，就是犯错误了。当时凡某个省有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后面的那些就不叫副书记，都叫书记。第二书记的意思就是他...

发人深省的白卷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刚刚小学毕业。全国所有学校都停课了，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我们升中学的程序自然也中止了。经过近两年的斗、批、改和抄家、串联、武斗，1968年初，学校被要求复课闹革命，我们也直接被分配成了中学生。虽然是复课了，但主要是闹革命，绝大部分...

许光达为陈庚、朱德、贺龙和罗荣桓（前排从左至右）讲解59式坦克。（图片来源：网络图片）1969年6月3日晚10时20分，中共大将、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委员许光达，惨死在病房厕所的马桶上，死因至今不明。1975年6月3日晚，得知中央军委给许光达平反的消息后，当年负责看管...

人无完人，诗无完诗，不能对人迷信，也不能对诗迷信。臧的“热风吹雨”就比毛的“热肤挥汗”高明得多！陈白尘说得不无道理：“朱不过是一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只不该对主席著作不敬（在毛选上加了‘批注’），并非有其它目的，罪不当死也。”“恐主席知道，也不以为然的。” 明明知道毛泽东承认他的诗词有“可改之处”，怎么就不准一个有见地的年轻人在自己的书页上记下一点点关于遣字造句方面的真实想法？连一声无限崇拜下好意的“平平”二字都不容，置之死地而后快？ 他的死与刘和珍君同，“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

“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具有人的正常思维逻辑的汪教授的一番话一下子戳破了中共的混账逻辑，那就是不管党对你做了什么，只要改正了，就可以原谅，就可以继续为之“奉献”。汪教授的言辞当场就让曲啸和陪同其的中共官员脸色很难看，很快，他们就灰溜溜的打道回府。

在我的印象里，他从来都没有拒绝过，不论是在北京市内还是到贫困地区，他和小平都积极参与，对我这个大姐真是给足了面子，对我们的公益事业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有些地方上的同志得知他是耀邦的儿子后都很激动，把对耀邦的感恩之情都投放到了他的身上。为了他对公益事业这份热心，爱尔基金会授予他“功勋志愿者”的称号。

1、清华百日大武斗的爆发在之前的两讲里，我们谈到了温和造反派和激进造反派在政治思想上的区别。总的来说，温和造反派眼中的文革更接近一种改良运动，并不追求整个推翻文革前十七年的政治体制；激进造反派则要把原有的政治秩序打烂，追求对权力和财富进行再分配。因此，这两派人虽然嘴上都喊着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徽省整体在武斗方面的表现，是远远逊色于重庆（当时是四川省的一部分）、广西和东北的，但又比大多数的省份出色，所以在全国属于中上游。这个基本的自我评价必须丑话说在前头，不然会惹得表现更为出色的地区的人们愤愤不平。少将碰上小将当全国很多地区的武斗已经起步，安徽的淮南、安...

1970年5月2日，这位没有死于与日军空战中的飞虎队英雄，却在被审查期间活活被打死，时年49岁，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另一位“两航”投共人员何莹的家人何婉如在回忆文章中写到：“何莹、周训典被送去拉大车，每次必须拉米、拉煤、肚子饿了只能买个咸鸭蛋充饥。后来，飞行主任周训典被活活打死，他们就悄悄地把他埋在田里。因是偷偷摸摸，埋得太浅，后被狗拖了出来……”

人世间，许多创造性的整人，无所不用其极的发挥，其实都来自个人的罪恶。所以，如果不能惩治坏人，坏人会不断滋生。在大环境下，个人能做什么？是做恶魔，还是做人，是有选择的。但凡选择行凶作恶者，都负有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他们的罪恶不能推卸给所谓的大环境而不受清算。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加剧...

1972年夏，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二十二团八连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团的大事。知青朱德贵将一把南通地区流行那种的坐便木椅的楔子全拔掉，致使坐上去的人立即仰面朝天掉进圆形大粪坑里。朱德贵的母亲病逝，向党支部书记张勤帮请假，张借口农忙，不批准，朱恨得咬牙切齿，寻机报复。朱发现张经常到南通式...

一文化大革命前，我在总参政治部组织部任副部长。1967年4月12日深夜，杨成武代总长办公室主任来电话，让我马上去京西宾馆东休息室开会。我给参政值班室打电话，要值班员派车送我去宾馆，并请他将汽车的牌照号码，通知京西宾馆警卫科，以便门卫放行。在宾馆等我的是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赵宗和科长。...

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支持鼓励杀人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全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屠杀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指挥屠杀的是高福兴、胡德福。这两个人现在还活着，据说在县城...

没有仔细统计过，我的书大约有近万册吧。由于居所狭小简陋，本人生活又缺少条理秩序，书本堆得哪里都是。写作时需要参考的书自己有，但是有时还要到所里去借，因为找不到。可是有一本书我永远珍藏着，放在易于找到的地方，因为它不仅记录着青年时代最可珍贵的友谊；而且还使我不能忘怀我们曾经历过那令...

如上这90个罪名只是文革罪名中的一部分。就是那些不堪受折磨和精神压力自杀的人还有罪名——叫“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还有许多类似小品中说的、“即兴”发挥出来的罪名“耗社会主义羊毛”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