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革全部解释成毛泽东个人的罪恶，既容易，也危险。毛当然负有无可推卸的首要责任；没有毛，就不会有那场具体的文化大革命。但一个现代国家，为什么能够让一个人的意志凌驾于亿万人之上？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因为党高于国家，领袖又可以高于党；因为没有权力分立，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真正独立的社会组织。当整个国家只剩一个权力中心，最高领袖的错误就不再只是一个人的错误；它可以通过组织体系，被放大为国家意志。
“阅红”报道是怎么采写出来的。亲身经历的老资格记者林晰留下了若干文字记述：每一次领袖检阅红卫兵之后，我们要连夜赶写第二天见报的长篇通讯，执笔的人也无不对毛充满了淳朴的感情，否则这种歌功颂德的文章怎么写得出来呢？这种写作往往是由记者分头写自己采访的一个片段，然后有几个人统一串在一起，形成一篇长文，我是这几个人中的一位，往往要工作到天亮。他写道，若干年之后，特别是离休之后，回顾几十年往事，“才感到自己曾经干过许多愚蠢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