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夹边沟有3500多右派，绝大多数被饿死或折磨死了，最后，就剩这几百号人了。多亏司机迷路，多亏钱瑛动了恻隐之心，也多亏钱瑛敢担当，这些人才得以在毛泽东制造的这场巨大人祸中幸存下来。七千人大会后，钱瑛又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安徽，协助安徽省委甄别、平反冤假错案，为李世农、张恺帆等人平反，还平反了10000多名被错划为右派的官员，得到刘少奇的充分肯定。

除了体制和毛的责任外，饿死人最多的五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因掩盖大饥荒真相，也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可以说，他们的个人责任使其所在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死亡率。他们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而他们也都是在“庐山会议”上猛烈攻击批判“大跃进”的彭德怀的高官。

张恺帆遭批斗后，无为县的情况越来越糟。作家丁人卜在《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中披露，1958年至1960年，全县98万多人，饿死32万多。安徽省农村1961年较1958年减少449万人，加上1961年、1962年的死亡人数，安徽至少饿死500多万。

一九六一年二月，我第一次听到邓小平发言表示支持曾希圣的责任田制，他说了一句“名言”：“管他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在青年团一次台上讲的。原是黄猫黑猫，不知怎么改成白猫黑猫了。邓小平首要的目标是提高农产和结束饥荒。至于邓小平，仍在重复“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名言。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惟无以生者，是贤于贵生。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谁说王朝去不还，遗风依旧袭人间。可怜一纸陈情表，谪贬西南路八千。...

一是体制上的原因。“中国的一党制消灭了社会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没有言论、迁移、旅行、信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听命令，按党的指示去做，错了完全没有办法去纠正，连干部也是不自由，一点办法也没有，全国像一个军营一样，农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条。”二是毛泽东的责任。正是毛发动的“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才让全国各地浮夸风盛行，并将农民的口粮征购。而没有了口粮和迁徙权的农民只好在原地等死。

这些当时把革命口号叫的最响的中共省一级的干部没有一个人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们的个人背景和农民，农村生活更是沾不上边。他们虽然在农村待过，但不但不愿意过农村生活，甚至连在城里当教师都不愿意，一心想着通过投身政治来出人头地。他们的所谓革命造反就是冒险和赌博，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一旦成了气候，当上一方诸侯，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头上那顶乌纱帽，为此竭力逢迎最高领袖，唯恐跟得不紧。

当时在安徽写这样的人民来信，被发现都作为反革命信件查处，写信者是要冒坐班房风险的。他为了不被查出，在书写时，不按笔画顺序，他是用左手，每个字都是从下到上，从右到左写，中央和省公安厅的笔迹专家都找不出来写信的人。 万里执政安徽后，深入农村调查，得知安徽穷到十几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起不了床，触目惊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饿死数千万人的历史悲剧，当然也是多种因素长期积累之恶果。在编撰《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的四年中，我有幸认真地阅读了中共的内部资料和档案，发现1959-1962年的大饥荒有一个发展过程：从19...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组建高规格的，以朱德、董必武为首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组织部在北京西单北大街198号合署办公。当时中组部已经在这个院里面了，两个部门的行政后勤管理合成一套。当时中央组织部大约有300人，中监委大约有120人，在五层的大楼里中监...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惟无以生者，是贤于贵生。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谁说王朝去不还，遗风依旧袭人间。可怜一纸陈情表，谪贬西南路八千。...

“大炼钢铁”时曾希圣在安徽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炼钢炉”：将一条山沟的两头用土石封口堵死，将山上的树砍一些，推下山沟，然后把铁矿石、收来的铁器推下山沟。再砍一些树推下去，再堆一些铁矿石、铁器，这样堆上三、四层，直到把山上的树砍光。然后放火将树木点燃，烧上几天。等火熄了派人下去一看，到处是烧出来的铁疙瘩、还有没烧完的树木，没烧到的铁矿石、铁器。于是调动人马，将铁疙、铁器选出来，敲锣打鼓，运到县委去报喜：炼出了多少多少吨“好钢”。

从全国范围来说，饿死人的责任在中央、主要在老毛。中央其他负责人当然也有责任，但是，老毛的恶劣之处在于：当其他多数人都对错误有了认识的时候，老毛却文过饰非。并且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对纠正错误的人加以残酷的打击。 除了中央的责任以外，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使该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死亡率。所以，他们理应受到更多的清算。

多谢唐夫此篇雄文，客观揭示「真实的饿死人的数据是9600万在毛治下的三年」史实，与张英三十年前文章公布，毛皇治下的三年人祸灾害时期(1959~1961)，中国大陆，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六千多万人的结论，基本相同，不谋而合。1989六四国殇之後，张英是唯一在逃...

除了中央的责任以外，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使该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死亡率。这五个省委第一书记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人，都是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的猛将。

1958年毛泽东发起大跃进，要超英赶美，建立人间天堂，几乎所有地方党政要员都唯恐落在别人后面，一个个争先恐后，炫耀自己的高指标。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高举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冲杀在最前面，人称四大左狂。河南是最早建立人民公社...

对于事无巨细，事必亲躬的周恩来，可以理解不能违背中央政策不开仓放粮，不能违背中央政策制定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中央文件，但是卖粮食换黄金却是周恩来一手决定的。是钱重要？外汇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要？！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对于本国人民的死亡是如此的麻木，而对于那些死亡的证据又是如此的敏感保密，这是何等的讽刺！

有不少人对六十年代大饥荒饿死人的历史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大饥荒在全国是均匀分布的。实际上不是这样，大饥荒灾区的分布很不均匀，有六、七个省份是重灾区（安徽、四川、河南、甘肃、贵州、湖南等），在农村饿死了很多农民，而在其它一些省份和城市则基本上没有或较少饿死人。

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问安徽饿死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时为凤阳县委书记的马维民说：“死亡率达到17.7%，很多村子已没人了。还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造成了以后三年的大饥荒。在三年大饥荒里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各家众说纷纭。现有的大都是根据官方的人口年鉴推算的，由于推算时使用的方法不同，结论也不同，从一千万到四千万都有。所谓官方数字，其实也不是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