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1959年至1961年的中国大地上，曾发生了在没有战乱的和平年代饿死至少四千万人的惨剧。当时在城市，老百姓们凭票购买食物，每天食不果腹；而在农村，农民们在有限的口粮吃完后，不仅吃起了草根、树皮，甚至还吃起了人。
这样骇人听闻的惨剧难道真如中共所言是由于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吗？当然不是。根据国家气象局当年的统计资料，虽然那三年并非是风调雨顺，但仍属于正常年景。至于苏联逼债，更是无稽之谈。
根据荷兰学者冯客的研究成果，造成大饥荒的真正原因在于两点，一是体制上的原因。“中国的一党制消灭了社会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没有言论、迁移、旅行、信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听命令，按党的指示去做，错了完全没有办法去纠正，连干部也是不自由，一点办法也没有，全国像一个军营一样，农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条。”
二是毛泽东的责任。正是毛发动的“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才让全国各地浮夸风盛行，并将农民的口粮征购。而没有了口粮和迁徙权的农民只好在原地等死。
除了体制和毛的责任外，饿死人最多的五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因掩盖大饥荒真相，也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可以说，他们的个人责任使其所在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死亡率。他们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而他们也都是在“庐山会议”上猛烈攻击批判“大跃进”的彭德怀的高官。
可叹的是，为了迎合上意而导致治下百姓大量死亡的这五个省委第一书记，最终也没逃过文革的迫害，有些甚至家破人亡，而这焉知不是天理昭彰？因果循环？
饿死几百万人不在乎李井泉从未认错
李井泉是于1952年任四川省省长和省委第一书记的，直至1965年。其在主政期间，推动了四川经济的发展。如他主持重修都江堰，合理开发和利用水利资源，使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不断提高。毛对此曾夸赞过李井泉。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在三年大饥荒时期，李井泉不顾四川粮食储备少的情况，依旧全力完成中共中央下派的粮食征购任务，三年共为全国各地输送粮食147亿斤，但四川省却造成了大量民众被饿死的惨况。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显示，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而1962年5月《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的附录上写有的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相减是一千万人。
通常，在人口不迁徙的情况下，人口减少必然是死亡的人数超过出生的人数。人口减少1000万，可见死亡人数不止1000万。虽然这里面不一定都是饿死的，但在“天府之国”的四川饿死6百万人仍骇人听闻。
对此，李井泉并不在意。1957年7月庐山会议前，在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毛的私人秘书田家英对李井泉说：“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李井泉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而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四川隐瞒灾情成功，甚至没被列为灾情严重省份——最初只有河南、甘肃、山东和青海四省被列为重灾区。其后因高层收到举报信，李井泉的问题被曝光。但与其他省份处置不同的是，在邓小平的保护下，李井泉只是做了检讨，并未被追究责任，而且他至死也没有表示认错。
与他同时任职的分管农业的四川省副书记廖志高曾表示：“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1966年文革爆发后，李井泉被打倒，其罪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并被关进监狱，惨遭迫害。他的儿子申再望在回忆文章中记述道：“1972年，我们得到‘上面批准’，从江西去北京看望他，当时他被‘特护’，关押在北京政法干校的秘密监狱。见面的地点被安排在西郊八里庄一个军营，他每次坐车去，路上都要被蒙住眼睛。由于他被长期单独关押，没人说话，加之脑血管硬化，记忆力衰退，第一次见面时，他不认得我们几兄妹，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名字，讲话的能力也严重退化，半天讲不出一句话……。”
不仅如此，与李井泉相濡以沫28年的妻子、四川省轻工厅厅长肖里，在监狱里被迫害致死。其二儿子李明清，在北京航空学院则被造反派毒打致死。
1989年，李井泉在北京病逝。据有人回忆，从文革至其死，从未听到任何人说过李井泉的好话。也是，因其被饿死的几百万人冤魂能放过他吗？
糊弄高官曾希圣治下安徽饿死至少407万
曾希圣是在1949年开始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的。1958年“大跃进”期间，他下令兴修水利，计划8亿土石方，最后上报数字却是64亿土石方，典型的造假能手。他还提出这样骇人的口号“端起巢湖当水瓢，哪方干旱哪方浇”。
1959年4月份，毛在《党内通讯》发表文章，要求生产队长抵制过高的生产指标，但是曾希圣扣发文件不往下传达，他还将反浮夸风的副省长张凯帆打成“反党集团”。
《炎黄春秋》曾发表过尹曙生撰写的文章《曾希圣是如何掩盖严重灾荒的》，文章称1960年，中共中央先后派邓小平、彭真、董必武、朱德、陈云等高官视察安徽，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发现彼时的安徽正处于极度艰难的时候：每天都有人被饿死、整死；大量饥民拖儿带女外出逃荒，流落城镇街头、交通沿线，死于中途者不在少数，整个农村呈现出的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情景。
这当然与曾希圣和安徽省委严密封锁、刻意隐瞒有关。也因此，安徽饿死人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61年下半年。而曾希圣不仅没有丢官，反而于这一年的10月兼任了因饿死人多而被解职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职务。一人担任两省省委书记，在中共历史上没有先例。
曾希圣和安徽省委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封锁消息呢？尹曙生的文章通过查看安徽公安厅档案保存的警卫工作总结报告摘要，发现具体措施是这样的：“对××的警卫，是在省委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成立了专门办公室，下设接待、保卫等组，由省公安厅厅长、省人民检察院院长、省人民法院院长和省委统战部部长分别担任组长。
“省公安厅抽调相应人员，分赴沿线路段，调查情况，采取安全措施，通过基层组织，监控坏分子，沿途每5至6公里有一名县委委员，每1至2公里，有一名区、乡党委委员负责，市、县公安局则分段包干，各负其责，进行保卫工作。对住地、参观点首长可能接触到的人员事先进行政治审查，保证绝对可靠。食品、卫生等均作周密部署，确保视察期间的安全。
“对已经决定前往视察的地、市、县，事先通知，交底，提出具体要求，做到心中有数。对参观单位和晚会演出人员中有问题的人要妥善处理；对危险分子，要调整班次，或以下去劳动的办法，暂时调离；对一般复杂分子，由党、团员，积极分子夹起来的办法加以控制。
“对中央首长要参观的合肥、淮南、蚌埠、马鞍山等16个较固定的单位，从中挑选1500名积极分子，来欢迎、接待中央领导；这些单位其他职工一律不准出现在领导视察的现场。对首长乘车参观途径的地方，一切有碍观瞻的都要在首长到达前清除完毕。”
在这样的严密封锁下，中共高官们看到的自然只是曾希圣希望他们看到的而已。
文章还特别举例说明董必武考察时，曾希圣是如何搞欺骗的，如在其参观江淮人民公社食堂时，有意将事先焖好的米饭放在簸箕里晾晒，给董老解释说这是社员吃剩下的米饭，为预防变馊而晾晒。实际情况是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公共食堂就没有供应过米饭，而是杂粮、大锅清汤。
此外，董必武在参观蜀山人民公社一个食堂时，看见食堂案板上放着米粉肉，炊事员说这是明天给社员吃的。事实是公社临时从肉联厂买来几斤鲜肉，拌上米粉放在案板上让董看的。董必武走后，米粉肉被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们分掉了。而董必武接触的那些所谓公社社员，都是从大队、生产队干部和基干民兵中临时抽调来的。
然而，百密一疏，举报曾希圣的信件不断飞往北京。中共中央监察委因此派出庞大的调查组前往安徽，盖子才有此被揭开。1961年1月中旬，曾希圣兼任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被免，安徽官场震动。1961年2月18日至3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到会讲话，他轻描淡写地批评了安徽省委的错误。而省委则检讨了过去三年的错误，但仍然不承认饿死几百万人的事实。
其后，中监委又派员去安徽调查，得到了更为确凿的事实和材料，表明安徽至少饿死了300万人，但曾希圣拒绝承认。
1961年2月，公安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公安厅、局于6月底前，上报1960年人口统计数字。安徽省公安厅上报的当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是210多万。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仍然在捂盖子，被毛不点名批评后，被迫作了两次检查。至于安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官方出版的《安徽省志·人口志》承认为407万，也有人说更多，达800万。显然，曾希圣的罪责难免。
大会之后，曾希圣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离安徽，专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实际上为虚职。1965年，曾希圣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文革爆发后，安徽造反派将曾希圣从四川揪回安徽批斗。1968年7月15日，他在北京遭批斗致死，终年61岁。
饿死甘肃130万人张仲良欠下血债无法还
天津作家杨显惠撰写的反映“右派”凄惨生活的《夹边沟记事》一书中所说的“夹边沟”，就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千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被强迫劳动改造。《甘肃省志·大事记》中记载：据1959年7月统计，甘肃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也就是说，甘肃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
如果说艰苦的条件还可以克服的话，那么没有粮食吃只能将人逼上死路。在三年大饥荒中，三千“右派”在吃尽一切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后，只剩下三四百人。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而那些2000多名死者的死因都被贴以各种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而非饥饿而死。这中间就有国民党时期北平最高指挥官、后投靠中共的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1960年冬天，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一头倒下，再也没能起来。傅作义知道后，泪流满面，却又无可奈何。
“夹边沟事件”就发生在张仲良主政甘肃时。张仲良自1954年至1960年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大跃进时，他紧跟毛，不顾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主持建设“引洮工程”，最终因工程规模过大，国力民力不支被迫于1961年6月停建，造成了极大的人力物力浪费。
“反右”时，张仲良还采用军事手段管理社会，造成大批冤狱，夹边沟饿死两千多知识分子的始作俑者不能不说正是张仲良。
到了1958年，条件本就恶劣、粮食产量不高的甘肃省，因当年国家征购的粮食高达产量的37.5%而导致农村普遍缺粮。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指出“大跃进”的错误时，张仲良马上驳斥彭德怀道：“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1957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41%，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
然而，就在张仲良理直气壮说这番话时，甘肃已有十几个县份严重缺粮，不少人被饿死。但是庐山会议后，张仲良和甘肃省委为了讨好中央，变本加厉搜刮粮食，收走了占当年产量47.6%的粮食，再扣除种籽和饲料等留粮，农民所剩无几，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据当时的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珩回忆，当时“整个河西地区，日人均口粮不足六两原粮。”
农民整村整户的饿死，连掩埋尸体的人都要从外面调派。官方统计，全省至少饿死130万人，占全省人口十分之一，饿死人的比例居中国之首。
最终，甘肃大规模饿死人的严重情形传到北京，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率工作组前往调查。了解到真实情况后，她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张仲良也于1960年12月被免职。1965年8月，张仲良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
史载，文革爆发后，江苏的两派群众组织认为张仲良在江苏没有犯什么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为“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要将他揪回甘肃批斗，说“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张仲良因此没有当上革委会委员，后被打倒。
而随着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被打倒，张仲良的个别老部下想为他翻案，遂找到当时主掌甘肃的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请他支持张仲良复出。冼恒汉的回答是：“我要是为张仲良翻案，我对不起一千多万甘肃人民。”
文革后张仲良任中顾委委员，1983年去世。
吴芝圃自承欠河南人民的债还不清
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过：“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哪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河南省就是如此。
1958年河南全省全年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河南省委却高估为702亿斤。1959年河南全年粮食实际产量为217亿斤，河南省委高估为1,000亿斤。1952－1957年间河南人均产粮257公斤，但到1960年下降到145公斤，是当时各省中最低的。在产量下滑的情况下，河南却向农民高指标征购粮食。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5%。
也因此，河南饿死了不少人，民间估计有几百万，仅信阳地区就饿死近100万，很多村子成了绝户村。据信阳地委官方的报告，1959—1960年冬春，正阳县死人8万，息县死人10万，新蔡县死人10万，“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总人口的10%，有的队的死亡率达30%。而这一切都与时任河南省省长、书记的吴芝圃密切相关。
吴芝圃是在中共建政后到河南任职的。1957年，他先是通过“反右倾”运动向早已与自己有分歧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以及支持者发难，将他们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后，在毛的支持下，吴芝圃成为了河南一把手，在河南大力推行“大跃进”的同时清除异己。
为了博取毛的欢心，吴芝圃大放卫星，并很快成为“大跃进”的“标兵”。在农业“大跃进”方面，吴芝圃治下的河南在“大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上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1958年元旦刚过，吴芝圃就召集河南省、地、巿、县领导和农林水负责人开会，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的“高指针”。不久，“卫生大跃进”、“工交大跃进”的号召以及有关的指示、倡议也一个接一个地出台。
吴芝圃紧跟毛的“大跃进”行动赢得了官媒的赞扬，毛也在讲话中对河南工作中的“轰轰烈烈、高高兴兴”赞赏有加，称赞“河南水利全国第一”，提出要“让河南试验一年，让河南当状元”。
很快，吴芝圃又在河南大力推行“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而粮食产量放卫星也就不足为奇了。除了前边所言，1958年6月8日，《河南日报》还曾报导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导该社亩产小麦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农业“高产卫星”。随后，河南各地亩产都大放卫星，如信阳鸡公山公社，省委于是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
……
灾难很快降临。1959年河南大旱灾，“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的灾祸开始显现，全省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官方公布数字，1959年农业产值35.55亿元，比1958年下降8.9%，粮食总产97.45亿公斤，下降22.9%，尤为严重的是密县在1959年上半年已经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事件。
可怕的是，深知内情的吴芝圃在当年夏天举行的“庐山会议”上仍然高唱“大跃进”之歌，并狠批吐露真相的彭德怀。
随着高指标、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河南的粮食越来越少，农民连糊口的口粮也没有了，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但是吴芝圃仍然谎称“形势大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仍维持72.58亿斤的高“征购”，甚至还坚持外调粮食8亿斤。
当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向吴芝圃报告当地有人饿死时，吴芝圃却不以为然，称中国历史本来就是“人相食”的历史，饿死农民是很正常的。在吴芝圃的支持下，路宪文搜刮走了信阳地区最后一粒粮食，并严令不许农民逃荒要饭、严禁家里冒炊烟。信阳沦为了人间地狱。
最终，河南饿死人的真相被捅到了北京，“震惊了中央领导”，开始派人前来调查。1961年1月，吴芝圃不得不向中南局和中共中央承认河南发生了“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他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欠河南人民的债还不清”，“对我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是否是真心话没有人知晓，但他总结的主要原因却是“阶级敌人、蜕化分子”的“破坏”。其随之被降为第二书记。
1962年4月，吴芝圃被免去在河南的一切职务，并被贬到中南局任文教书记。
文革爆发后，河南人打算借着“造反”的狂潮，开始清算吴芝圃的罪行。他们称他为“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并打算派人赴广州把他“揪”回河南来“批斗”。计划最终没能实行，1967年吴芝圃最后死于广州的医院里，不过死前他还是被当作“走资派”而受到了批斗。
据说在今天河南郑州北郊黄河岸边还留有吴芝圃当年建造的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河南省委第三招待所”，其最初用意是为毛建造行宫。而这座背后由累累白骨堆砌的别墅群，也成为吴芝圃饿死老百姓的见证。
山东人口减少500万舒同认为饿死人不必大惊小怪
曾在1954年至1960年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舒同，更多的是以其书法家的身份为人所知。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三年大饥荒时期其治下的山东饿死了几百万人。
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主编杨继绳在其撰写的《墓碑——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中对山东饿死人的状况有详尽的描述。
书中提到，根据《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的历年死亡率资料，可以计算出山东从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184.43万人，少出生225.66万人。薄一波则告诉赵健民（时任山东省第三书记）山东饿死了300万人。但从当年山东省饥饿的严重程度来看，300万人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
当年因讲真话被舒同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赵健民在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表示：“舒同这个人，你越说好，他越高兴；你说实话，他不高兴。舒同在南郊宾馆盖了七栋小楼，毛、刘、周、朱、陈、林、邓，一个一栋。我当省长时修了泰山普照寺，批判我时还是一条罪状。1958年撤了我的省长，让我到济南钢铁厂当副厂长。济南钢铁厂搞扩建。”
除了批判赵健民等省级领导外，舒同在“反右”结束后又以“整风补课”在省直机关54个厅局打右派34,800余人、开除党籍11,900余人，借此树立自己的权威。
1958年“大跃进”，山东青壮劳力都被派去炼钢、修水库，当年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好在1959年老天帮忙，夏粮长势很好，但因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没有播种，应该丰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几亿斤。
8月庐山会议后，舒同紧跟毛，继续“大办水利”，大片土地荒芜无人耕种。“1959年、1960年两年，全省共荒地5,000万至6,000万亩。”此外，共产平均主义盛行。劳动力、资金、土地、山林、房屋、车马、机器、作坊、农副产品、建筑材料、锄头、镰刀、铁锨、猪、鸡、鸭、水桶、灯笼、尿桶等大大小小的财产，都可随意从老百姓家里拿走。农民的积极性更低了。
在这种情况下，舒同不顾事实，继续高报农业产量，如1959年粮食总产量上报400多亿斤，后来落实为270亿斤，后来又变成了243亿斤。1960年省委计划粮食产量550亿斤，各市、地委报的数字是374.74亿斤，比省里计划减少了31.9%。后来落实为总产量为182.34亿斤，实际只有160亿斤。其中还有不少水分。
粮食产量的虚报导致大量人员饿死。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
卫生部报告则称，1959年“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比较广。其中山东最为严重，1月至4月10日，发生肿病人77.9万多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0日，即发生肿病人17.3万人。”
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只有5,200万，从1954年到1957年，山东每年新增人口100万，以1957年为基数，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寿张县一个村庄没有生小孩的。
王兆军的《皱纹里的声音（之一）》中有如下描述：“大量的、大量的人被活活饿死！那时的山东，真可以说是饿殍遍野，尸横村巷……我的村子，黑墩屯，人口从五八年的一千五百多人降到不足一千人。死去了三分之一！这些死去的人，多是得了水肿和其它因饥饿而派生的疾病……我的妹妹也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了。”
当有人向舒同汇报说淄博地区死了11万人。他还满不在乎地说安徽、江苏也死了许多人，不值得大惊小怪。
事实上，舒同认为粮食缺乏的问题在于各地普遍发生的瞒产私分、大闹粮荒，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因此，他下令在全省开展了“以反瞒产私分为内容的两条道路斗争与社会主义教育”。各社队、村庄，都翻箱倒柜，蒐查粮食。老百姓饿得都到了吃人的程度，又怎么会查出私藏的粮食？
舒同的问题被不少人反映到了中共中央。196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宣布中央决定：免去舒同职务，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书记。1960年12月中旬，山东省委扩大会议和五级干部会议，集中批判舒同的错误。山东省档案馆保存有这次会议的全部材料。曾希圣作了长篇发言，指出：“舒同的错误应由他自己负责，与党中央领导毫无关系。”显然，这样的说辞是不符合事实的，毛对此需要承担首要罪责。
舒同被免职后，被降为章丘县县委书记，但在1963年又升为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期间，舒同被打倒，被批斗和长期监禁，焉知不是报应使然？
结语
直接造成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甘肃饿死几百万人的中共高官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舒同和张仲良，不过是中共官场中为迎合上意、罔顾老百姓死活、撒谎成性的官员们的缩影。他们与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的罪魁毛泽东一起，载入了中共罪恶的历史，也在他们的人生中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而这样的官员迄今仍有不少，归根究底，是这个一党专政的制度层出不穷地打造了这样畸形的官员，而这样官员销声匿迹的前提就是解体中共。
2018-0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