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文辉的考量中，红军只是借道西康，不会占据自己的地盘，把他们放走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一旦拦在西康，老蒋乘机进剿，中央军进入西康，就请神容易送神难了。主意拿定，刘文辉把老蒋的电报扔在一边，下达指示说：派一个排去泸定桥，拆了木板就行。半年下来，杨蕴光手里的财产都被上交得干干净净，但对外却宣传是刘文辉自愿捐献的。直到此时才让刘文辉来成都接走两手空空的妻子杨蕴光。

一样的反右背景，不同的命运结局。谢文炳的悲剧，就在于他工作在四川而非江苏，他面对的上司是李井泉而非江渭清。假如他在江苏，他的妻子会气绝身亡吗？女儿会被撤销职务吗？他会郁郁而终吗？人性的险恶和良善，真是截然相反。良善者，即便不能扭转全局，也会将枪口抬高一寸。

翻开中共党史，党内斗争年年不断，从1921年建党到毛命归西天，在半个世纪里从未停止间断过，而且一波比一波大，一次比一次烈，一年比一年酷，其根本问题在一个权字上。不论陈独秀路线也好，或是瞿秋白、李立三、张国涛、王明路线也罢，为争夺一个权，那一次不死上几千几万几十万的平民百姓啊！特别...

除了体制和毛的责任外，饿死人最多的五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因掩盖大饥荒真相，也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可以说，他们的个人责任使其所在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死亡率。他们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而他们也都是在“庐山会议”上猛烈攻击批判“大跃进”的彭德怀的高官。

无论是镇反、肃反，还是反右，毛泽东党中央虽然规定了百分比，但实际上杀死的人数和打成右派的人数都远远超出了规定的比例。镇反运动，说的是杀人“按千分之一的比例”。当时全国人口是五亿，千分之一就是五十万，但实际上，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坦承：“反革命杀了一百万”。反右运动说是百分之五，按当时的估计，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五百万，百分之五就该是二十五万，但事实上打成右派的超过五十万。

应该说，触怒毛的原因并不主要在于什么庸俗丑化，毕竟毛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以及支持者，真实原因是这幅《群丑图》不仅揭了毛的底，还把两个司令部的人混淆了，图中的有些人是毛所要保护的亲信，如李井泉、王任重等。在毛下令后，《群丑图》彻底消失了。

1960年夏天，总书记邓小平到四川传达中央一个文件，传达完了，吃完中午饭就要走。当时，在省委办公大楼下边，临上车的时候，李井泉提出到机场送他。他说：“井泉啊，粮食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我们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

当时主政四川的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其极端荒唐的政策比其他省的地方大员都要左很多，对四川人“杀鸡取卵的高征购”比全国过之而无不及，因而获得毛泽东欢心而成为全国唯一进入政治局的省委书记。四川大饥荒，是当年经历过这场灾难的四川人最惨痛的回忆，说起李井泉就咬牙切齿，但今天也只敢骂毛这只狗腿子，对于这场大灾难的罪魁祸首不但不追究还要歌功颂德。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造成了以后三年的大饥荒。在三年大饥荒里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各家众说纷纭。现有的大都是根据官方的人口年鉴推算的，由于推算时使用的方法不同，结论也不同，从一千万到四千万都有。所谓官方数字，其实也不是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而是官方认可的...

中国地方志的大事记中，1958－1962年间有大量的关于组党、进行暴乱的记载，其中尤以四川、贵州、甘肃、安徽等省为多，许多县志中均有提及。当年，雅安凰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忠率众奋起，持枪抢库，开仓济民。当局派军队镇压，李文忠判二十年。1961年安徽“劳动党”事件，黄立众起义判死缓，文革中死刑

从全国范围来说，饿死人的责任在中央、除了中央的责任以外，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使该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死亡率。所以，他们理应受到更多的清算。这五个省委第一书记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

一九六九年底我下乡的生产队大饥荒死了一半人，有的全家死绝。四川死人全国第一，有八百万。李井泉有重大责任，他的名言：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不饿死人？就我个人来说，对发生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场肇因于大跃进人祸的旷世大饥荒，记忆是双重的，一是亲身经历的饥饿岁月，一是十年后下乡当知青时...

其实毛正在一旁默默观察领导人对大跃进的立场。批评毛的人估计错误，他们忘了毛在开幕词中的基调讲话：毛认为对大跃进的总路线不能有丝毫怀疑，缺点可以改正。他们将毛此时的沉默误视成默许，事实上毛的怒气正越来越高涨。毛常说他不搞阴谋，他搞阳谋。他认为他在基调讲话中就已经把讨论方向明明白白设定好了，这神仙会越开越不对劲了。毛的沉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毛并不是在说反话。中国儒家不敢叫孔夫子孔丘；全中国也没有人敢直呼“毛泽东”，一律称呼“毛主席”。他说的话后来变成了教条。毛常扭曲历史为其本身的思想做辩解。孙中山一九一一发动革命时是个医生和富有的知识分子。数年后，于一九六六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全国年轻人起来批判他们的教师和共产党——我常想起他这些谈话。文化大革命在毛的脑中已酝酿多年。

今天看《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这使我想起「父债子还」的古训在这个家庭的具体体现。李井泉以前做过什么坏事，不清楚，但三年大饥荒他背的血债可不是一千两千人的问题，而是八百万人的性命。九评之七写道：中共建政后死亡最多的政治运动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红旗出...

一是体制上的原因。“中国的一党制消灭了社会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没有言论、迁移、旅行、信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听命令，按党的指示去做，错了完全没有办法去纠正，连干部也是不自由，一点办法也没有，全国像一个军营一样，农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条。”二是毛泽东的责任。正是毛发动的“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才让全国各地浮夸风盛行，并将农民的口粮征购。而没有了口粮和迁徙权的农民只好在原地等死。

这些当时把革命口号叫的最响的中共省一级的干部没有一个人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们的个人背景和农民，农村生活更是沾不上边。他们虽然在农村待过，但不但不愿意过农村生活，甚至连在城里当教师都不愿意，一心想着通过投身政治来出人头地。他们的所谓革命造反就是冒险和赌博，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一旦成了气候，当上一方诸侯，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头上那顶乌纱帽，为此竭力逢迎最高领袖，唯恐跟得不紧。

题记：中共至1949年夺得政权后，党内斗争不仅没有停止，反日益升级飙涨，不但祸及千家万户，也祸及自身。据初步统计，毛主政中国27年搞了大大小小46次政治运动，屈死的人不少于一个亿。翻开中共党史，党内斗争年年不断，从1921年建党到毛命归西天，在半个世纪里从...

当中共来到四川，天府之国变炼狱。（网络图片）一九十九年前中共在上海召开一大，据召集人李达的回忆，代表湖南的毛泽东，当时并不是党员。尽管后来毛被中共尊为创始人，人们至今也找不到他登记入党或被介绍入党的记录。一滩浑水，这就是中共的一大。四川人没有代表出席，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