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前期，在上海发生过一起红卫兵跨省绑架高级领导干部的事件。
这里所说的绑架，自然不应从原有的字面意义上去理解。一般所称的绑架，是指绑架者以暴力或欺骗手段劫持、羁留和拘禁他人，并以被绑架者的生命安全为条件进行要挟，达到某种非法目的，如勒索钱财，赎换被捕的有罪同伙等等。在这方面，人们熟知的事例不少，如20世纪40年代上海滩的土匪绑架著名实业家荣德生，70－80年代意大利极左派恐怖组织红色旅绑架意大利总理莫罗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官员多齐尔准将等。
而本文所说的绑架则不同，绑架者不但没有使用棍棒、刀枪，连一根绳索也没有使用。绑架中既未使用暴力，也不是为了达到个人或少数人的非法目的，而是为了当时几亿人热烈拥护的最革命、最崇高的目的——遵照毛泽东的教导进行“文化大革命”。而被绑架者，也正是为了这同一目的，才会老老实实地跟着手无寸铁的绑架者走而没有进行反抗或试图逃跑。——这样的怪事，只有在那个史无前例（甚至很可能是史无后例）的“大革命”里才会发生。
这次跨省绑架行动的绑架对象，是当时中国西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李井泉。
李井泉这个名字，今天的年轻人多半会感到陌生。其实，他曾经是中国大陆上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他担任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不论是抓右派，反右倾，还是在“四清”运动中大整“烂掉了的基层政权”，大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都像领导军队打仗一样，领导西南特别是四川省干得轰轰烈烈，从不落后，毫不手软。因为他的军人作风，干部们都习惯于称呼他军队中的职务“李政委”。在那时，领导干部们一般都把他与前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等一起视为高级干部中紧跟毛泽东的左派。
李井泉本人大概也没想到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烈火”会烧到自己身上来，运动开始后，他积极领导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仿照北京的模式，揪出了以老干部马识途、李亚群、沙汀为首的所谓四川“三家村黑帮”和不少“牛鬼蛇神”。直到1966年10月1日，他还以领导者的身份，像毛泽东那样穿着军装，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检阅包括红卫兵在内的国庆游行队伍。
然而，“文化大革命”真正是史无前例，谁也不会料到竟发展到了“打倒一切”的地步。领导干部中，不光是历史上被抓住“辫子”的所谓“叛徒”，也不光是工作中表现比较右倾的所谓“黑帮黑线人物”，整来整去，几乎凡是带“长”字的都遭到了“炮轰”、“火烧”。李井泉自然也“在劫难逃”了。
红卫兵内部冲突“走资派”意外失踪
西南局设在成都，“文化大革命”以来，李井泉一直在重庆、成都等地来回奔走，积极“领导运动”。可是，为什么红卫兵要跨省跑到上海去抓李井泉呢？原来，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走资派失踪”事件。
这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都被迫在会上承认“错误”，作了检查。李井泉出席了会议，明白了毛泽东的决心和中央精神。按照中央要求，各地在中央工作会议后都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落实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以使广大干部能尽快摆脱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而积极投入到这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运动中来。
11月2日，李井泉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一起召集了成都市各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负责人的座谈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通知，要求各红卫兵组织积极支持四川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召开。当时成都最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代表立即表示，坚决支持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但要求会议不能走过场，一定要开成真正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会议，为此，就要求李井泉和廖志高在三级干部会议前必须向成都市人民作出公开检查，并要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全体干部和成都市十七级以上干部到会，听取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李井泉、廖志高表示要请示中央后才能作出决定。
11月9日，红卫兵成都部队再次找到西南局和四川省委询问，得知中央已同意李、廖向成都市人民公开检查。于是，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便与红卫兵成都部队商定，共同于11月13日（星期日）上午9时在人民南路广场召开“万炮齐轰西南局、省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让李井泉、廖志高在会上向群众作公开检查。当时已跃升为中共领导核心第四号人物，在中央协助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也十分重视这次大会，几次同李井泉通电话，询问他的身体状况能否胜任这样的大会检查，希望他能通过这次检查取得群众谅解，重新以“革命干部”的姿态站出来“领导运动”。
1966年11月13日，大会如期召开。据称有25万人到会。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西南地区最高规格、最大规模的批判大会。为了保证大会正常进行，西南局、四川省委与红卫兵成都部队商定，后勤工作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成都市委负责，会场秩序由红卫兵成都部队派出纠察维持。
当时造反派尚处于少数派地位，大多数党政机关也还在正常运转，因此许多单位是由党政机关通知组织群众到会，公安部门也布置了一些人员担任警戒工作。由于干部们普遍对“文化大革命”还很不理解，在通知开会时就难免有些跟不上形势的说法，如把“听李井泉作检查”说成“听李政委作报告”之类。另一方面，又已经有人传出造反派“非法绑架李政委”、“把李政委围攻病了”之类谣言。
种种“动向”传到造反派红卫兵耳中，就引起了一些人的猜疑。红卫兵内部闹起了矛盾。以红卫兵成都部队四川大学支队（即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蓉人员为首的一些红卫兵，认为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头头“右”了，“修”了，会前与李井泉达成的关于大会的协定是“拿原则做交易”，连“打倒李井泉，改组西南局”的口号都不敢提，这次大会成了李井泉假检查以蒙混过关的阴谋。于是，他们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组织商定，要造大会的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