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来客”住进高级饭店“战斗小组”亮明真实身份
1月17日下午5点半，重庆大学红卫兵三人，西南局机关造反派二人组成的“战斗小组”，押着向西南建委造反派“借”来的程子华及其秘书，带着中央电报，乘飞机飞赴上海。
因为程子华当时还担任着国家建委和国家计委的副主任，到达上海后，“战斗小组”成员便冒充国家计委工作人员，给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打电话，谎称程子华从北京开会回来路经上海，有事要找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韩哲一商量。
这时上海同全国各地一样已经处于大动乱、大夺权的“一月风暴”之中，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和一些基层单位已经被造反派夺权。官方传媒播发了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的上海造反派的《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并且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造反派发出了《贺电》。在这《贺电》的鼓舞下，15日已发生了一起由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联合上海工总司二兵团向市级党政机关夺权的行动，但因造反派内部矛盾，加上张春桥、姚文元对这次夺权行动未事先征求他们的意见大为不满，拒不予以承认，使这次夺权流产了。因此，这时华东局的机关日常工作仍在艰难运转，华东局办公厅行政处得知“国家计委”来人后，便派来人员将他们安排到了锦江饭店住下。
在锦江饭店，“战斗小组”先找来了华东建委一位副主任，从他口里打听到，华东局的几个当权派，曹荻秋已被打倒，正在监督劳动；魏文伯已经停止工作，在作检查；韩哲一还在造反派监督下管一些事务工作。他们分析，只有找韩哲一才可能打听到李井泉的下落。于是，他们便通知韩哲一前来。并向程子华规定了韩哲一来时的讲话口径。
电话打出后，他们在房间里足足等了两个小时。
直到深夜，韩哲一才在两个工人造反队员押送下赶到饭店。
韩哲一到来后，事情却又没有像“战斗小组”预定的那样进行，而发生了意外。
重庆大学红卫兵和西南局机关造反派事后发表的同样题名为《智擒李井泉》的文章里，对此有不同说法。按西南局机关造反派的说法，是韩哲一刚进门，程子华就问：“李井泉在哪里？”而重庆大学红卫兵的文章却说，因为程子华在听说了华东局几个当权派的情况后，显得神情沮丧，“战斗小组”担心他不会再按他们规定的口径说话了，便当机立断，先发制人，等韩哲一一进门，一个红卫兵便厉声喝问：“李井泉在哪里？窝藏西南人民的罪犯该当何罪？”……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出入？估计是文章的写作者各有不同的动机。西南局机关造反派大概是为了说明程子华经过他们的教育，已经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而重庆大学红卫兵则多半是为了表现自己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如何发挥了大智大勇。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关方面查证这一事件时，才弄清楚了真相。
原来，韩哲一进门后，程子华果然不按“战斗小组”规定好的口径，而是开门见山向他说明了真实情况：他不是开什么会路过这里，而是被红卫兵押着来抓李井泉的（笔者当年在重庆还看到过另一种说法的大字报，称红卫兵在“革命干部程子华”的“帮助”下抓到了李井泉。其实，所谓“帮助”的真相就是如此）。
重庆大学红卫兵一看假戏不能再演下去了，便马上掏出红卫兵袖章、胸章，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让西南局机关造反派拿出那份中央电报给韩哲一过目，说是必须交给李井泉。要李井泉按照中央电报要求，回四川接受群众批判。
韩哲一自然也不敢“封锁中央声音”，“对抗文化大革命”，便如实说出了李井泉在上海的住处——中共上海市委瑞金街招待所。
“战斗小组”为了防止走漏消息，“以革命的名义”将韩哲一扣留在饭店里。他们得知李井泉带有秘书、医生、护士、保卫干部、警卫人员共7人，还有警卫武器，而这些红卫兵、造反派人又少，又手无寸铁，怎么办？这难不倒他们，因为他们有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即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
上海市委招待所门前有警卫岗哨，当时还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地方。怎么办？“战斗小组”便派出两人，立即去找上海市公安局造反派求援。这时已是凌晨4点，满城的造反喧嚣已经停息，上海街头只有寒风在撕扯着满墙的标语、大字报，但自认为是在为真理而斗争的红卫兵、造反派却只感到“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上海公安局仍然有造反派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坚持“战斗”。刚好在1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给各级公安部门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公安部门“坚决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动（包括夺权‘接管’）”。上海公安局造反派听了四川造反“战友”的介绍，当即决定，派三人配合他们的行动。
招待所闯进不速之客红卫兵坐上特派专机
一切安排停当，已到了18日凌晨6时左右。“战斗小组”押着韩哲一的秘书，到了李井泉住宿的瑞金街招待所。有公安人员引路，他们顺利进了大门。进去时，李井泉的随行人员正在楼下餐厅里准备用早餐。“战斗小组”给这些工作人员“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看到有人流露出抵触情绪，便质问：“你是保卫毛主席还是保卫李井泉？”——这样的问题，自然只能作一种回答，当年确实压服过许多人。
随后，“战斗小组”留下几人继续对李井泉的随员作工作，其他人与上海公安局的三个造反派一起直奔二楼房间，顺利找到了李井泉。他们先对李井泉进行了搜查，然后拿出中央电报给他看，并向他宣布：要将他押回四川批判。
李井泉大概早已从传媒中了解到了与这份电报相同的中央精神，未对电报表示任何怀疑，只是提出应等医院体检表拿到后再走，这自然被红卫兵、造反派认为是“耍花招”而否决了。
早饭后，“战斗小组”负责人、重庆大学红卫兵向李井泉一行宣布：从现在起，一切听他们指挥。李井泉和秘书、警卫员及医生一人跟他们一起回四川，其他三名随员，在他们走后24小时内不得离开招待所，不得向外打电报、电话，其后自行回川，到成都向驻四川大学的“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报到。并且警告：若有违抗，后果自负。
——其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据造反派传单记载，李井泉的一位随员，在听了造反派宣传后，为表明自己与李井泉划清了界限和坚决站到毛主席一边的革命决心，冲过去打了李井泉一记耳光。这样的“革命行动”，在“文革”结束之后自然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然后，“战斗小组”找华东局要了一架专机，专机落实后，他们向成都方面打去电话，十分兴奋地告之“货已到手”，请派车于当天下午到机场接人。
当天上午，“战斗小组”押着李井泉、程子华等一行，乘专机飞返成都。
李井泉被秘密押往四川大学内的重大八一五挺进纵队驻地关押，第二天凌晨，“挺进纵队”用汽车将李井泉押往重庆。
1967年2月19日，重庆造反派八一五派在驻军支持下夺权后建立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在长江边珊瑚坝召开了数十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李井泉被武装押送到会场，挂上黑牌，批斗后用卡车押着在城内主要街道游街示众。以后他又遭到过几次批斗。4月底，李井泉被押回成都交给红卫兵成都部队批判。
从这年4月初到5月初，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一系列会议。5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正式点名批判了“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严厉申斥他们“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布撤销李井泉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从此，李井泉遭到了更加猛烈的批判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头上的“走资派”罪名才被推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