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大会被造反的经过，在事后红卫兵成都部队前锋支队于11月18日发出的《告全市人民书》中有详细记叙：“上午十一点，会议开始，大会勤务组长刚讲完话，马上被北地《东方红公社》的宣传车造了大会主席团的反。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大支队的某些负责人和红卫兵成都野战军也跟着造主席团的反。他们造反的理由是：主席台布置得庄严隆重，‘彩旗’飘扬，台下乐队庞大，不像一个检查揭发大会，倒像一个庆祝大会。因而是‘右’倾机会主义。北地《东方红公社》的宣传车又大叫大喊把李井泉拉下来……”在混乱中，李井泉一度被造反者带下了主席台。“此时北京的同学又要改组主席团。主席团成员对此情况束手无策，怕戴‘右’倾帽子，结果犯了真正的‘右’倾的错误，成了‘奴隶主义’，同意了改组主席团，在原来的主席团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名北京同学。这时，会场内安静了一些，主席团就安排了李井泉作检讨。检讨时，李井泉周围挤满了人，一位外地同学又趁此抢了李井泉的话筒不让检查。于是会场一遍混乱了。大会主席团只得集中力量维护会场秩序。就在这个时候，一些人把李井泉送走了……”（红卫兵成都部队政治部主办《红卫兵》报1966年11月19日增刊）
混乱之中，人们只以为是会场纠察人员为了保证李井泉的人身安全而将他带离了会场。事后不久，却传出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说是那天护送李井泉的并不是红卫兵，而是由公安部门组织的便衣人员冒充红卫兵，趁会场大乱之机将李井泉转移走了！
李井泉自18岁参加革命以后，长年在军队中工作，南征北战，风餐露宿，早已落下一身的病，这时他已年近花甲，哪里经得起这种史无前例的折腾。被护送离开大会会场后，他就先后转移到尚未掀起造反浪潮的成都市郊几个单位招待所养病，随后又转移到灌县、彭县、西昌、渡口和云南省的元谋、昆明等地。在此期间，李井泉一直与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保持电话联系，关心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按造反派的说法，则是在“幕后操纵破坏文化大革命”。
12月底，根据西南局书记处的建议，李井泉通过秘书向中央办公厅电话请示想去北京，但没有得到回复——北京局势这时已经变得更加混乱，街头已经贴出了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标语和大字报。竭力想要控制局势的陶铸已经自身难保，新年刚过三天就被打倒了。
风声越来越紧，1967年1月4日，就是在陶铸被突然宣布揪出来打倒的那天，李井泉去到了上海。
造反派拿到中央电报红卫兵拟定“战斗方案”
自李井泉被转移走后，造反派就失去了批判的活“靶子”。
重庆当时最有名的红卫兵造反组织——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刚好是在那次批判大会前派了个几百人的“赴蓉挺进纵队”到成都，主要目的就是想要将李井泉揪到重庆去批判。到成都后，他们住进了四川大学，正赶上了参加人民南路广场的批判大会。可是没想到这次批判大会闹得不欢而散，更没想到会后听说李井泉失踪了！
重庆大学这个“挺进纵队”抓不到李井泉，怎么好回去交差？遍寻不得之后，他们以红卫兵名义向这位西南地区最高领导人发出了《通缉令》。这样的《通缉令》虽然文字杀气腾腾，但是既无法律效力，也没有多少实际作用。单凭这些年轻人的满腔“革命热情”，是不可能抓到李井泉的。
转眼已过了1967年的新年，群众性的造反浪潮已经席卷全国，并开始由“打倒一切”发展到“全面夺权”。这时，西南局办公厅于1月10日前后收到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电报，内容是要李井泉到群众中去，有错误就检查错误，不要怕群众。
当时西南局机关也已经有了造反派组织。电报被造反派拿到，便有了“尚方宝剑”。造反派正愁找不到李井泉，这一来有了办法。1月15日，他们去找到正由西南建委造反派“监管”、批判的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程子华，向他询问，中央给李井泉的电报应该转到何处。那时尽管已经开始天下大乱，但是领导干部们的组织观念仍然是很强的。何况，谁敢承担“封锁中央声音”的罪责？于是，程子华便说了李井泉已到上海养病的情况。但他也不知道李井泉在上海的具体住处。
以往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份电报是造反派假造的。其实这是不了解当时形势的臆测。这份电报是完全符合当时的中央精神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曾发出过几条家喻户晓的“最高指示”，其中一条就是专门对领导干部们讲的：“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就在1月15日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广播了《红旗》杂志1967年第二期社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群众里面去》，这篇社论就是要领导干部们执行毛泽东的这条指示，并且指出：“肯不肯和敢不敢到群众里面去，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根本分界线。”社论还严厉警告：如果领导干部不到群众里面去，“他们同群众感情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有的人甚至要一步一步发展到指责群众运动、压制群众运动，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样，他们同党同人民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从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的“挺进纵队”有一个驻西南局支队，正在到处打听李井泉的下落。西南局机关造反派看到成都红卫兵正为两派冲突闹得不可开交，也就把中央来电要李井泉出来见群众和李井泉在上海的消息告诉了重庆大学红卫兵。重庆大学红卫兵闻讯，如获至宝。迅即决定赴上海抓李井泉，并拟定了“战斗方案”。
他们首先研究了这个问题：上海这样大，怎么才能找到李井泉？他们知道，当时上海造反派已经控制了局势，但肯定不知道李井泉这样的大“走资派”藏在上海，否则定会将其赶走。因此，要找到李井泉，还得通过华东局的“走资派”设法“智取”。然后，再如此这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