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一鲍鱼”林经理当年向《壹周刊》记者表示，李小勇是该店的常客，“他是李鹏个细仔...他最喜欢食我们秘制的鲍鱼、鱼翅和燕窝，另外会蒸条鱼，加几碟小菜，酒就不是经常饮。通常李先生会和太太及一些朋友来吃饭，五、六个人埋单最少五千五百几蚊港币。”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与上海的公务员基本月薪不过几百人民币，而李鹏的小儿子、有武警上校军阶的李小勇，一顿饭就是5000多港币。

《新民晚报》曾发表文章认为：“远华”红楼臭名远播，这里是声色犬马的淫窝，是腐蚀干部的染缸，是消磨意志的魔窟，多少高官在此倒下，多少防线在此溃败。如今的红楼“作为党员干部深刻反省的反面教材”，自有特殊的警示教育意义。但是，一窝蜂地把象征着腐败的红楼当作“旅游资源”来开发，一窝蜂地耗用公款组团前去参观，未免有些本末倒置。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病逝，引发很多中国人的怀旧情绪。除了当时的改革氛围之外，他个人的语言风格也备受推崇，被认为言辞犀利，直言不讳。例如广为传播的我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这些怀念让我回想起当时江泽民、朱镕基和克林顿的几场记者会。现在差不多被人遗忘的这些记者...

中共前总理朱镕基。随着朱镕基的去世，其生前推动的一系列体制改革再度成为热议焦点。当年中共国企改革，虽为经济飞跃扫清了体制性障碍，却也让大批基层职工承受了极其沉重的阵痛。多位失业潮的亲历者感慨，改革固然缔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转型背后的巨大代价却由数千万普通工人默默承担，而部分权力...

中共不会写的是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那个下午。那天清早，上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出现在北京府右街，站在国务院信访局外面的人行道上。起因是天津有几十人因为去一家杂志社说明情况被公安带走。他们提了三件事：放人，允许出版书籍，给一个不被骚扰的炼功环境。当天在场的目击者后来记录过现场：人贴着路边站，没有横幅，没有口号，交通照常，散去之后地上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捡干净了。朱镕基出面，安排信访部门接见代表。当晚，天津被带走的人放了，人群安静离开。

当年的李侃如属于美国对华接触派，并非对中共抱有强烈敌意的人。可是连他都知道，“共产党”这个名称本身会引起美国社会的警惕，以至于认为换一个名字能够增加美国人的信任。今天再看美国，却出现了值得研究的变化。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美国政治中难以启齿的词汇。自称社会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人可以公开竞选，并进入议会和地方政府。更加激进的共产主义团体也可以公开活动。街头示威和校园活动中，偶尔还能看到红底镰刀锤子之类过去带有强烈冷战色彩的符号。

“世间再无张居正”，在可见的未来，中国不可能有幸再拥有这样一位明大势、顾大局、善决断、勇于任事的总理。作为一位与他未曾谋面但因《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引起他复杂关注的中国知识份子，谨以此文向这位时代伟人致敬。

中共给朱镕基的讣告暗藏玄机。改革开放和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无关。习近平高调捧江别有所图，却被朱镕基去世点破。最大的历史教训是，政治体制不变，朱镕基推动的改革一夜归零。中共给朱镕基的讣告暗藏玄机中共正式宣布前总理朱镕基8月12日去世，享年98岁。盘点一下朱镕基留下的遗产，就是一系列经济...

（＊作者为旅英学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本文原刊《联合早报》，授权转载。）中共政治局原常委、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8月12日在北京逝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最具影响力，也最具个人色彩的经济领导人之一，他长期被主流叙述塑造成一位铁腕改革者：整顿金融秩序、推进国企改革，并主导...

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去世了。在中共历代领导人中，朱镕基的形象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改革派”、“经济沙皇”、“铁腕宰相”，这些光环跟了他很多年。2008年，我在《产经新闻》参与“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大型连载，走访中国各地。那次采访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在广东，很多人感...

这次体制甩包袱，规模远大于朱镕基下岗潮；熬过几年就熬出头，在今天还灵不灵？这几代中国人最应该学到的一课；工具人生：红卫兵-知青-下岗工人；既然如此，怎么办？三条建议...大家好。上一期节目讲朱镕基，留言区很热闹，已经有几百条。骂的也有，捧的也有，讲道理的、不讲道理的，都有。真正让...

朱镕基成功将中共毒瘤植入世界，如今他死了……中共前总理朱镕基过世，这位曾经被誉为捍将的铁血总理，曾经誓誓言准备100口棺材与中共贪官作斗争的总理死了，极其他的讽刺的是:他与江泽民时代却开启了以贪治国的模式，其时中共的贪是体制的腐败，无论是谁统治这个国家...

朱镕基是高官中智商最高的政客，把老百姓玩弄于股掌之上。他把老百姓卖了，老百姓还帮他数钱，为他鼓掌。从朱镕基能轻易骗取那么多老百姓的信任，可见中国人智商之低。他们只要看到说话精彩就为之倾倒，听到豪言壮语就激动不已。他们从不知道用事实去衡量核实一下，朱镕基给老百姓到底带来了什么？其实...

中国加入WTO后虽然履行了关税削减、部分市场准入等承诺，但外界当年普遍期待，融入全球市场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减少国家干预、完善市场制度，甚至带动更深层的政治改革。这种期待后来并未成真。 有分析认为，邓小平是把市场“请进中国”，朱镕基则试图把中国“送进市场”。当时不少人期待，加入WTO将倒逼中共进行更深层改革，并逐步缩小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然而，最终出现了相反的结果：中共愿意接受WTO对关税、贸易和部分市场准入的约束，却始终没有放弃对金融、通信、能源等关键产业的控制，更没有让市场竞争进一步触及政治权力结构。

朱镕基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大量“去权力寻租化”的改革，但政治权力本身仍然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于是，旧的寻租空间减少了，新的寻租空间又产生。例如市场化以后，权力寻租并没有消失，而是从过去的计划指标、物资、价格、国企，逐渐转移到土地、金融、房地产、工程项目、企业产权、行政审批、资本市场……也就是说，腐败并没有因为市场化自动消失，而只是发生了形态转换。 所以说到底，朱镕基的反腐只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人治”反腐，而不是现代制度意义上的“制度反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