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前后，朱镕基曾问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一个问题：到底怎样才能让美国真正相信中国？
李侃如的回答很有时代特色。他说，自己是在冷战中的美国长大的，美国人很难相信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层。但中国共产党已经改变很多，甚至可以考虑改成“中国社会民主工党”之类的名字。如果改名，会有助于消除美中之间的信任问题。
朱镕基没有接受。他说，这是个有意思的想法，但当然不能这样做，因为“共产党是我们的品牌，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品牌”。
二十多年后回头看，这段对话有了另一层意味。
当年的李侃如属于美国对华接触派，并非对中共抱有强烈敌意的人。可是连他都知道，“共产党”这个名称本身会引起美国社会的警惕，以至于认为换一个名字能够增加美国人的信任。
今天再看美国，却出现了值得研究的变化。
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美国政治中难以启齿的词汇。自称社会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人可以公开竞选，并进入议会和地方政府。更加激进的共产主义团体也可以公开活动。街头示威和校园活动中，偶尔还能看到红底镰刀锤子之类过去带有强烈冷战色彩的符号。
当然，这并不能证明美国正在接受共产主义。
美国宪法本来就保护激进政治观点，一个人能够公开宣扬共产主义，与多数美国人愿意建立共产党政权，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今天美国主流政治仍然建立在私有产权、多党竞争和宪政制度之上。
但一个问题仍然存在：
为什么二十多年前连对华接触派都认为会严重影响美国人信任的“共产党”三个字，今天在部分美国人那里似乎已经失去了那么强烈的心理冲击？
首先可能只是时间。
李侃如1943年出生。他这一代美国人的政治经验中有苏联扩张、柏林墙、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和美苏核对峙。“共产党”对他们不是政治学课本中的一个名词，而是现实世界中的政治力量。
今天二三十岁的美国人出生时，苏联已经消失多年。冷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都来自书本、纪录片和课堂。随着亲历者退出公共生活，政治词汇所携带的历史重量自然可能下降。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词义本身发生了变化。
今天许多美国年轻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指向全民医保、扩大福利、提高最低工资、强化工会或者向富人增加税收。这些政策可以支持，也可以反对，但与苏联式计划经济和共产党一党统治显然不是一回事。
当“社会主义”逐渐被解释成北欧式福利国家，它原来的政治禁忌自然会降低。
但这仍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更加明确的共产主义名称和镰刀锤子符号，也能在部分群体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正常化。
这里或许还有经济因素。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成长的一代人，经历了房价上涨、大学学费和学生债务、医疗成本以及贫富差距等问题。如果一个年轻人每天直接接触的是现实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缺陷，而他对共产主义的了解主要来自历史书，那么两者给他的心理感受本来就可能不对称：一个是正在支付的账单，另一个是几十年前发生在遥远国家的历史。
美国制度本身的稳定，也可能产生一种奇特效果。
一个年轻人戴着镰刀锤子徽章，并不会因此真的失去私人住宅，也不用担心第二天报纸被关闭、反对党遭禁止。正因为生活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自由制度中，激进意识形态有时反而可以成为一种低成本的反叛符号。人们可以喜欢它的某些口号，而不必亲自体验它一旦成为国家权力之后会怎样运作。
教育、媒体、大学文化和社交网络是否也发挥了作用？不同极权主义历史在美国公共记忆中的重量是否相同？社会主义概念的重新包装，是否又无意中降低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符号的戒心？
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但目前很难用一个简单答案概括。
甚至还有一种可能：变化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美国社会并没有接受共产主义，只是年轻一代不再像冷战一代那样害怕这个词。从强烈排斥变成允许讨论，与真正接受一种制度，中间还有很远距离。
因此，不妨把结论留在这里。
1999年前后，一个美国接触派学者担心“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字妨碍美国人信任中国，于是建议朱镕基考虑改名。
朱镕基拒绝了。
二十多年过去，中国共产党依然叫中国共产党。
但在美国的一部分年轻人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乃至某些共产主义符号，与上一代相比似乎已经没有那么令人警惕。
究竟是历史记忆淡化、词义变化、经济现实、教育文化造成的，还是我们高估了这种变化，目前未必能够下定论。
但李侃如留下的那段对话，至少给了今天的美国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中共没有改名。那么，变化的究竟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