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得知信阳事件中有许多群众被饿死，而国家的粮库就在附近，采取了相反的动作，在造成几千万人的死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粮食部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过往通称“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正式解密，对外公开。该项国家档案解密“三年自然灾害”因饥饿死亡的原始数据是3755万。和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估计的至少饿死3600万，非常接近。

大饥荒年代，全国有文字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达数千起之多。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极度饥饿，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按照孙经先的“科学推导”，刘少奇这些说法算不算“重大谣言”呢？

“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他强调，在外汇的使用上，我们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考虑！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经过农业集体化和大跃进的中国爆发了饿殍遍野的大饥荒，导致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官方对这段历史持回避态度，将这场非战争时期罕见的饥荒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爆发六十周年之际，一批关注中国大饥荒的人士呼吁中共当局正视这段历史，...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老革命家、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5·16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对抗。

人被活活饿死的过程是十分痛苦的，把老百姓大量饿死的统治者是极其残忍的，是罪大恶极的。可是几十年来统治者及其维护者们为了淡化饿死人的残酷性，减轻统治者的罪责，用“非正常死亡”、“营养性死亡”和“人口减少”等似是而非、含糊其辞的词语代替“饿死”二字，以混淆视听，善良的人们不要听信这些骗人的鬼话。

公安部要员回忆：以1957年、1958年和1963年这三年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和1959年至1962年4年各省、市、自治区人口减少数，减去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外，即是非正常死亡人口比例数，1959年至1962年全国共有9600万为非正常死亡数。

和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不同，城市里的高级干部和著名高级知识分子，却有合法的特殊照顾。能受到照顾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受惠最多的还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在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名义下享受特需供应。 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副秘...

看了网上最新的两张摆拍新闻照，不由得感叹这摆拍技术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报纸那样看不是倒过来了吗？回顾中共宣传史就是一部摆拍的历史。最有代表性的摆拍作品是雷锋，这个无论干什么都走入镜头的雷锋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模范…

1958年到1962年，在没有战争、瘟疫，气候正常的年景，因当年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过错，数以千万计中国人因饥饿而死。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野菜、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泥土都用来填肚子。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饿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是对人体内部的“千刀万剐”。自我消耗、自我分解到死亡大概一个月左右，这个过程非常残酷、非常痛苦，相当于从人体内部“凌迟处死”。

我曾看到一位山西老干部写的数据，说薄一波对山西用人的强力干预，薄不喜欢的人不可能到山西当一把手，山西几乎成了薄一波的“自留地”。当时很不理解，读了阎淮的这段话后就理解了。阎淮的书中写了很多选拔干部的情况。他们在选拔时是很认真的，也选了一些好干部。但是“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思想在多处体现。对薄熙成的任命最终还是他老子说了算。青年干部局只能“哑又莫言”。“大佬”说了算的任命制，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大佬”们“举贤不避亲”。有“大佬”们的坚持，哪里还有“伯乐”说话的机会？

邓胡赵体制，是这样的一种体制：胡耀邦和赵紫阳身处第 一线，一个出任党中央领导，一个出任国务院领导。在他们后面，由老人们掌握着重大事情的最终决定权。但是，这种领导体制，有名义权力的人没有 实际权力，有实际权力的人没有名义权力，而且第一线和第二线难免发生矛盾。所以，“邓胡赵体制”是一种不能长期稳定的体制。

邓小平和陈云势均力敌，互相制衡，谁也推不倒谁，谁也离不开谁。一些重大问题，需要两人都同意才行得通。所以，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力量呈双峰状态。由于邓小平是实际上的一把手，这个山峰稍高一些。

赵紫阳六四下台的大背景是文革后形成的双峰政治，即陈云意识形态派系，与主张改革的在中共十二大形成的邓胡赵体制长达十七年的明争暗斗。到六四时，邓胡赵体制瓦解，陈云派胜利。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打算再废江泽民，陈云明确表示，江李体制不能变。薄一波也反对，说“事不过三，你已换了三位领导人了。”)向邓反映了赵紫阳不少问题，但邓小平当场明确表态，“不能倒赵”。而邓回北京后不久即向赵提出要把军委主席职务让给赵，自己完全退下来。杨继绳说，“如果没有六四，赵紫阳将会成为真正掌握权力的党和国家一把手。”

对于高岗事件，官方作结论时，称之为“阴谋活动”和为加强个人权力而进行的“无原则”活动。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曾两次访谈高岗秘书赵家梁，解密与中共官方结论不一样的高岗事件。 高岗墓碑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砸掉半截 第一次访谈：200...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回到社里已经三点半了。新华社大院里站满了议论纷纷的人群。我吃了点东西后，上了九号楼房顶。从这里听到西单附近枪声大作，喊声震天。还有机枪扫射的声音。不时还闪出火光。这是真正的战争。陕西分社记者卜云彤清晨从西单回来告诉我：今晨6时，在电报大楼附近，一辆坦克从东向西开来，市民唱歌，喊口号，坦克向一群学生猛冲过去，因有催泪弹，学生睁不开眼，后面又有铁栏杆，学生没有躲开，也没有退路。坦克过后，有11具尸体。

“大跃进时期主政的领导，在改革开放后继续担任重要职务，是有可能篡改历史的。”“中央1959年春天就知道饿死人，但不知道严重程度，1959年冬信阳事件以后才知道问题严重。”“饿死人最多是1960年。如果1959年庐山会议不开，可以少饿死2000万人。庐山会议本来是想解决问题，结果彭德怀一封信，7月23日毛泽东一讲话，马上将它反过来了。”“饥荒的原因就是三面红旗，你不否定三面红旗怎么行呢？”“大跃进开始时刘少奇比毛还左。”“刘少奇土改时就很左，四清时也很左。毛说他形左实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