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江姐》第六场，甫志高劝降唱词，最初版本是这样的：多少年政治圈里较短长，到头来为谁辛苦为谁忙？看清这武装革命是空流血，才知道共产主义太渺茫。常言道英雄豪杰识时务，何苦再出生入死弄刀枪？倒不如抛开名利锁，逃出是非乡，醉里乾坤大，笑中岁月长，莫管他成者王侯败者寇，再休为他人去做嫁衣裳！后被责令修改。

批判胡风运动的真实目的是加强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控制，因此虽然胡风被捕，但反对胡风思想并没有停止。这次运动虽然毛杀一儆百之计取得了彻底成功，从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出笼，知识份子沉默下来，中国的知识界开始变得死气沉沉，但知识份子对中共的不满情绪也在暗中加深。为此，中共在此后发动了一场更大规模的，针对知识份子的诛心运动：反右。

毛泽东是草莽枭雄兼大话精，在延安时期答知识分子黄炎培问中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困局时说党中央会推行民主，让人民监督政权云云。但毛与他的孙子小习唯一的办法是推销大国迷思，让小粉红陶醉于大国崛起，中共主宰的“世界富裕共同体”的毛习版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笔者在大陆、香港与海外接触过为数不少的自由派、改革派精英，但他们起码在公开场合都不敢挑战大陆政权对台湾、西藏与新疆的政策，默认大中国主义的逻辑与合法性。

毛泽东一九六五年接见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时，说他一生所后悔的事，就是将“中华民国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则，以后的许多事情都好办了。毛此时说后悔，恐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毛虽攫取了大陆，却终其一生也没有能战胜中华民国，或许，毛已认识到：中共永无战胜中华民国的可能。不然的话，毛为何要因当年的事情后悔不已？事隔多年，毛的窃取国号这张牌，再也无法重新翻出。毛后悔了，不合法的政权虽能盛极一时，但终归还是站不住脚的。

11月12日凌晨6时，刘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临死时，刘已经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两天后的半夜，刘被按烈性传染病处理火化，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其骨灰下落不明。

我问廖祖康，王洪文身为党的副主席，却在中南海钓鱼、打鸟、玩摩托车，是否确有其事。廖祖康说：“事情是有的。不过，王洪文刚进北京时曾经十分小心谨慎。后来，他失意了，就玩了起来。这可以说是他失意时心情的流露。我曾劝过他，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在这里嘭嘭嘭骑摩托车兜风，别人会怎样说你？影响多不好！可是，当时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了。”

1976年，毛先后出现三次心肌梗塞。当年5月11日，毛第一次出现了心肌梗塞迹象。这一次，毛突然发病，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并伴有全身大汗。经过检查，专家们确认毛为心内膜下心肌梗塞，同时又伴有心律不齐，病情十分严重。从8月下旬开始，毛的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9月9日零时10分死亡。无疑，对于毛的病情乃至死亡的准确时间，中共都是费尽心机隐瞒的。

30年前，也就是1994年，中国共产党前领袖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在美国出版了《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书揭示了毛泽东隐秘不为人知的一面，在当时引发全球关注。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全世界，人们的一个广泛的共识是，中国和中共未来不太可能再出现毛泽东那样的独裁者了。然而，不到20年过后，中...

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被发配到南口劳动改造，处在极艰难环境之中。其难还不在于有反动学生管理组的管制，有艰苦的劳动，而在于反动学生之间的互相监督（这才是真正的监督，因为有些反动学生觉得自己只有揭发了别人，才能得到宽大，因此常常以监督别人为事，而且是全身心地投入。全不像现在腐败干部之间的...

笔者在家乡时常听“公社化运动”的亲历者讲起这样一件事：1958年底，我家所在的宫里公社的男性青壮年全部集中在该县东部孙村公社的洛沟村一带“大炼钢铁”，民兵如抓住私自回家者就会往死里打；我村有个新婚不久的小伙子金训，从秋天开始已数月不能回家，他的新婚妻子前往工地找他，当晚只能与金训在一个住有上百号男劳力的集体工棚里“同房”，“同房”时左右两边睡的都是同村男人，且彼此间没有任何隔挡。

“毛在北大图书馆出借部工作不认真，特别是字迹十分潦草，难以辨认。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就此曾经批评过他。有一次毛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书搞错了，毛不认错反而强辩，加之两人的地方方言沟通不良，傅气急之下打了毛一个嘴巴。这个故事在台湾出版的一些书籍里早有记载。” 诸葛亮，以一个青年，大事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说，这完全是由于他的家世、教育和环境所造成的，今天想就这三点来说明。

1950年10月，是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10月至1953年底)，主要针对"不拿枪的敌人"。主要不是由人民法院判处"杀、关、管"1950年10月9日，毛泽东对罗瑞卿提出的"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表示赞成。10...

今天人们对于1958年“大跃进”的历史记忆，恐怕主要源于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经济闹剧。人们常常用领袖和群众共享“乌托邦式”浪漫主义理想来嘲讽当年不可理喻的那种狂热。这样的单一解释其实掩盖了更深层的原因：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标”谎言背后，支配着人们荒诞行为的实际上是深植于内心的政治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