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夹边沟记事》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天劳动挖地沟，硬冻土，一镐下去虎口震裂，所有右派都拼命干，以为只要劳动积极就能根据表现送回原单位。他们哪里知道毛主席这次铁了心要把他们钉进棺材，后来是胡耀邦撬开棺材板把全国右派放出来，有三个右派邓小平打死不许平反，留个尾巴证明反右没错。

许多人都记得那天，1966年8月5日下午，宋彬彬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以“煞煞威风”为名在校园里揪斗副校长卞仲耘。红卫兵惨无人道地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残暴得令人发指，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的时候，卞仲耘已经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瞳孔扩散，失去知觉，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处在频临死亡的状态。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胡志明还要求中国帮助修路，毛依旧一口答应。越南北方12条主要公路，中共援建了7条，中国8万工兵带着机械油料干了3年，吃中国的饭、给越南干活、纯属无私援助。在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为了给海防和河内的防空增加预警时间，毛还点头把居住着2,000名中国人、隶属海南岛的白龙尾岛“交给越南北方使用”。

江青看后，正色的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是主席身边最信赖的领导，孙维世又是你的干女儿，站稳政治立场？还是大义灭亲？你自己看着办吧！”结果，周恩来亲自下令逮捕了孙维世。司马璐感叹：“这个大美人何罪，只因为她是当时中国大陆三个最有权势的女人江青、叶群、邓颖超的共同情敌。”

毛泽东在27岁时，已经相当狡猾和老成了，而林立果在27岁的当年，却仍然是一个计划不周、谋事不密的愣头青，即便比林彪当年也差了一大截，后继无人的林彪，落得折戟沉沙、葬身大漠的下场，不得不承认并非偶然。 有的时候最危险的敌人，就是自己身边的亲人。 中共垮台之前，“9.13”事件是不可能有真相的，因为中共一不能为林彪平反（否则毛泽东的文革祸首真相会曝光），而不能解密周恩来的真面目（否则周恩来，这中共的最后的道德牌坊就会倒塌）。中共垮台之后，“9.13”事件的真相一定会浮出水面。

是中共，是中共的洗脑宣传和教育，把宋彬彬那代中国年轻人变成了疯狂的红卫兵，变成了毛泽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砸烂封资修”的工具。在十年浩劫中，充当打手和棋子的宋彬彬们犯没犯错？当然犯了，不但犯了错，有的人甚至犯了罪，但罪魁祸首不是他们，而是万恶的中共。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分清，一定要记住。

聂元梓也害怕了，向陆平说明这张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让她写的。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几天，6月1日晚8时，中央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的黄金时间，突然播放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大家无不震惊，我们虽然不知晓这是毛泽东的决定，但是人人明白形势突然发生180度的变化，决不是一般人能决定的。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通过张恩慈授意写的，这点在北大是公开的，人人皆知的事实。党委副书记王效挺和黄文一合写的《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一文有理有据，讲得很清楚。

他也像毛泽东一样，千方百计要使红卫兵运动那种行为方式，那种精神气质，那种价值观念，不断承传下去。今年九月初，在新学期开学之际，习近平便在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强调中共的教育是要培养所谓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最害怕青年人知道历史真相因而成了他党国事业的“破坏者和掘墓人”。今天文革虽然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习近平甚至连邓小平给祸首毛泽东开释罪恶的“三七开”评价都不愿意承认，更不谈上清算文革的罪行了。

一名在中国深圳就学的10岁日本男童，18日在上学途中被中国籍男子持刀刺杀。部分民众将花束送到深圳日本学校门口，但该校的校名已被官方用帘子遮挡住。图：翻摄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X账号深圳日本人学校一位10岁的日中混血沈姓男童，9月18日上学途中，遭现年44岁的中国籍锺姓暴徒刺伤腹部，...

作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紧跟毛泽东整了很多人。整来整去，最后整到自己头上，昔日毛的“文艺总管”，一转眼，变成“奴隶总管”、“阎王殿”的“二阎王”。晚年，周扬反思到，中共存在“异化”和反“人道主义”问题，触及到了中共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党性与人性的问题，认为人应该有一点人性，结果，却遭到毛的大秘胡乔木的猛烈批判。

文革后期，刘传新逐渐向“四人帮”等文革“新贵”靠拢。到文革末期，社会上开始悄悄流传毛泽东妻子、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的各种丑闻。于是，刘传新按照江青等的旨意，把这些传闻当作所谓“反动谣言”来追查，仅从1975年底到1976年初，北京市公安局就追查出“反动谣言”1,000多起，涉及数万人，其中不少人遭到拘留和审查。

1957年北京人艺的最大难题是划不划焦菊隐为右派。“北京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次专门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后彭真发话：你们认为焦今后在人艺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就保护过关；如果没用，就划为右派。”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这也就是从57到76这一政治动荡的时期，中国仍然有重大科技成果的原因之一。

追根溯源，要追到中共老祖宗马克思宣扬的阶级斗争理论那儿去。马克思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简化为一部阶级斗争史。由此，“斗争哲学”成为共产党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在实践中，从苏联共产党，到中国共产党，一直斗个不停。有敌人，要斗；没有敌人，要制造敌人，与之斗。

两位秘书又傻眼了，回来一汇报，党委才发现冯友兰真是老辣，所有谈话都是滴水不漏，实在找不到划他“右派”的理由。后来北京大学公布右派名单，居然没有冯友兰，学术界不少人非常吃惊。“引蛇出洞”的方略，在冯友兰这儿没起作用，他是一条不出洞的蛇。冯友兰的文章完全违背了自己的学术取向，作为一代大儒，带头口诛笔伐，否定自己的学术根基，这种文化景观，亘古未有。但正是这种背叛性的投靠，使冯友兰成为新阵营中的吹鼓手。

毛泽东与宋彬彬的合影给人类留下了铁证如山的罪恶合作，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罄竹难书的比二战德国法西斯纳粹对犹太人更残忍万倍的血雨腥风。身着黄军装胳膊上套着中式纳粹标志红卫兵袖章头上蹶着两根小刷子戴着近视眼镜的师大女附中高干子弟高三学生共产党员宋彬彬把已经染满鲜血的另一个红袖章笑嘻嘻地套到老毛衰老的胳膊上。老毛不满她本名里“彬彬”二字，谕旨道：“要武嘛！”

到了1975年10月21日，毛和基辛格作最后一次单独会谈，又有惊人的涉台指示：（根据前述美国务院解密档案）“台湾最好在你们手里。要是你现在把台湾还给我，我也不要。因为现在要不得。现在那里反革命分子太多了。一百年以后，我们就会要了（做手势）打仗也得要。（基辛格：不用一百年）好难讲。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实在难说得很。（指着天花板）等到我上天堂去见上帝，我要同祂讲，现在台湾由美国代管还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