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从没对百人以上的日军部队打过歼灭战（平型关战斗不是歼灭战，有一部分日军突围），最大的歼灭战是百团大战期间的东团堡歼灭战，日军战死35人后，其余26人弹尽援绝，全部自焚而死，日军特别记录了这场规模很小的战斗。这场战斗八路军战死、战伤死（伤员大部分死亡）一千多人，实在不好意思宣传。

按照中共的说法，参与南昌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有：贺龙、叶挺、朱德、周恩来、恽代英、林彪、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担任军事总指挥的是贺龙。这些人中除恽代英被国民党杀死，叶挺死于飞机失事外，其他人都活到了中共建政，但极少人得到了善终。

监狱还是民国时期的监狱，没变，但新政权对监狱的监管方式却做了改变，所有犯人在改造期间，只有编号没有名字。过去在国民政府监狱服刑，因陈璧君是同盟会元老，狱中管理人员都叫她“汪夫人”。但新政权管理下的提篮桥监狱，却不认可她这个资历，没有人再叫她汪夫人了，取而代之的是她的编号20304，简称304，从此这个代码伴随她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当今世界的聪明的坏人，则是拥有一定的“爱国”解释权的，就是说他已经聪明到可以随意指给他的信众，什么是爱，什么不是爱。 信众只有服从的份，没有思考的份。这是什么样的阿弥陀佛呀，竟然引来这么多香火

在看到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出示的斯大林指令后，汪精卫大惊之下如梦方醒。正如汪精卫在当年11月5日广州中山大学讲演时所称：“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因此斯大林的《五月指示》促使汪精卫决心“分共和驱俄”。

中共“红色特工”即绝无仅有的“五方特务”袁殊。其“五方特务”的意思是除了为中共提供情报外，还同时兼有中统、军统、日伪以及青红帮成员等多重身份。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深感与日军作战只会吃亏消耗实力，就制定了“联日反蒋”的谋略，并致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让其派人代表毛与日军谈判。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袁殊，再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岩井，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少将。

这次刺杀事件震惊了海内外，蒋总震怒，下令严查。刺客身份很快被查明，是“晨光通讯社”记者叫孙凤鸣。孙刺客被送到医院后，打强心针维持了十几个小时后还是死去，死前一直昏迷，没吐露任何同伙信息。刺客孙的妻子、晨光通讯社负责人，包括和晨光通讯社有业务来往的人先后被捕入狱，但晨光通讯社社长胡云卿却人间蒸发了，跑了，。

潘汉年被逮捕的原因是因为毛看了潘自己写的一份材料，这份材料说他在抗战时曾被李士群拉去南京见过汪精卫，谈话将近一小时，但由于种种原因，潘汉年一直未将此事报告中央。在潘主动陈述后，毛遂将其打成“隐藏在党内的内奸”，还追加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两项罪名。而扬帆则因与潘汉年走的太近，所以被捕。然而，真实的原因是毛为了掩盖中共与日军暗地里勾结，并进行秘密谈判的见不得光的历史。

究竟汪精卫政权是“软抵抗”，还是“积极配合日军”？差之毫厘，可以谬之千里。不少文献记载，汪精卫本人确是不断尝试和日本据理力争：归还租界，取消治外法权，保境安民，甚至在占领区内的教育制度恢复古学。这些动作，就像《港区国安法》前不少香港政务官，虽然没有一兵一卒，却是根据有限的制度，尽力抗衡一套侵入式的异文化。

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后大吃一惊，其主要内容是：一、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组织一支由两万共产党员和五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四、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汪精卫看完后，这才明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从内部颠覆瓦解国民党，根本没有和国民党一心合作的诚意。于是汪精卫由拥共180度转为反共。

当年的日军告示，“云冈石窟为世界著名古迹，我军予以爱护，若有破坏或掠夺，日本士兵也按军法严惩。”“参拜…的日本军人切记：…孔子是中国人尊崇的伟人，亦为日本精神文化之大恩人，参拜此处需同参拜我国神社佛阁一样，行为谨慎。”

红色特工潘汉年冒死在日伪特务窝里活动，为中共联日反蒋、卖国夺权立下汗马功劳。然而，这位隐蔽战线的功臣，却被中共监禁至死。中共地下工作历来搞单线联系。在延安，毛泽东直接把任务分配给潘汉年，别的高官不得参与。1939年，毛泽东嘱咐潘汉年到上海、南京后和汪精卫取得联系…&...

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这化敌为友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