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上半年，《北京档案资料》连续刊登一组《中南海史料》。这些史料告诉我们，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南海就变成公园了。把皇帝禁苑与军阀官邸变成公园，是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过渡的一个标志，对于当前的社会转型具有某种借鉴作用。 早在金、元时期，“...

胡乔木这个人很聪明。他长期和毛相处，最了解毛。可能胡乔木已猜测或捕捉到毛有“引蛇出洞”的意思，因此有所迟疑和观望。当时，胡乔木就对我说过：“其实，主席的真意，是不希望出现‘海瑞’。”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仗义执言，成了毛泽东心中的“海瑞”。文革一开始，姚文元首先发难批“海瑞”，不仅彭老总，凡写“海瑞”、演“海瑞”的人在文革中都挨了整，很多人家破人亡。

德卡诺佐夫对盛世才说：“你是联共党员，要永远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能动摇。”但是盛世才对他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了。……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我要在新疆建立民主统治。”盛世才的转变，可能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以及蒋介石的威望在抗日战争中不断提升有关。

江青和他的同乡康生联系上了。江青就经常跑到康生那里，康生拉胡琴，江青唱京戏。后来江青在延安就唱起京戏来了。江青唱京戏，毛泽东就去看和听。看来看去，毛泽东就把江青看上了。我猜想，江青是个电影明星，本来不会唱京戏，恐怕是临时学的，也许是康生为了玉成她和毛泽东给她出的主意。

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中共中央决定进驻中南海。周恩来请毛泽东快点搬入。当时毛泽东不愿意搬进去，他对周恩来说：“我不搬，我不做皇帝。”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对维修中南海的工人们说：“中南海自古人民建，人民修，但人民却没有享受到它的美丽。这次修成后，我们要请人民代表来这里做客观光，今后还要逐步让中南海成为人民游乐的场所。”看来，周恩来当年开放中南海的承诺，至今还没有兑现。

六四之后，历经25年，没有要国家一分钱的投资和编制，如同涓涓细流，汇成当今中国一部可歌可泣的信史。93岁的老社长杜导正说过：除了没有送过女人，为了杂志生存，我都做了。新班子主要是搞影视审查的，喻为戏班子未尝不可。

据苹果日报证实，中共已故总书记胡耀邦的小儿子胡德华，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下令搬离父亲故居，被迫迁户！胡耀邦的故居是一座四合院，位于北京西城区会计司胡同25号，与历任中共党政领导人的办公地中南海，只隔着一道红墙。北京维权人士何德普分析，每次六四周年的时候，都会有不少民众悼念胡耀邦。而今年是六四30周年，当局应该非常重视，担心民众大规模前往胡耀邦故居，引发大规模事件，所以希望尽快清空故居。

杜导正认为这个机会太难得，希望借田纪云向胡锦涛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其中谈到，“大批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都支持胡温，对胡温期望值很高，希望胡温坚决顶住动摇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破坏力量、反动力量，胡与温二人相互间紧紧团结，防止有人搬弄是非。”

正像《炎黄春秋》2014年第8期中我所描述的，文革中的武斗初级阶段，多半是以乡下的农民为一方，以城里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为另一方，呈农村包围城市之势。虽然1966年8月有《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下达，简称《十六条》，明文宣示“要搞文斗，不...

读到《炎黄春秋》2013年第3期蒯大富口述、米鹤都整理的《清华批斗王光美始末》，很高兴，我觉得蒯大富讲的是比较实事求是的，通过这篇文章，使我进一步了解了清华文革的很多不知道的情况，我感谢口述人和整理者。但文章最后谈到“二次批斗王光美”，文字很简略，不...

中共党内首屈一指的男儿走了，他就是差两个月满102岁的李锐。称李锐是男儿，则因他对习近平的逆龙鳞。习近平2012年登基后，仿照邓小平南巡，到深圳向邓小平铜像献花、鞠躬，沿途也整理出一份广东讲话，其中最刺耳的一段，是对苏共解体的斥责，称两千万苏共党员竟无一人...

西单“民主墙”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然而邓小平从开始支持它到三个月后又将其关闭，并决定逮捕和重判一些人。这种做法在多年后，在部分高层干部中仍遭到非议。一位省委第一书记批评邓是“叶公好龙”，于光远则含蓄地说，邓的这一举动成为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关键转折点之一。

作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原副部长文章披露，杀害王实味，不是保安机关自己杀的。晋绥公安总局是根据中央社会部提供的“甄别结论与王犯在行军中的表现材料两份，说明王犯是一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并且是“请示处决批准”后执行的。在第二、三份文件中更明确指出：是经中（央）社（会）部康（生）、李（克农）部长批准后秘密处死的。

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逝世14周年的家祭，赵紫阳的老下级、炎黄春秋前社长杜导正坐轮椅到场，并且还题了字。网传题字内容为"老老实实照着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路子走，别的路走不通"，引发热议。 《炎黄春秋》前社长杜导正日前到赵紫阳故居致悼。 中...

前《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在赵紫阳逝世14周年家祭上的题字（高瑜网上提供） 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他的老下级杜导正的现场题字日前传出，引起舆论对几位前中共领导人，以及中国目前道路的热议。 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赵紫阳家祭活动上，《...

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实际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完全靠中央文件和最高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而毛泽东在具体领导镇反运动上，仍然沿袭革命战争年代指挥战争的办法，在捕、杀人问题上，下指标、定任务、定时间，主观臆断，急于求成，不断地发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时必须逮捕多少人、必须杀多少人。但是在毛泽东指定的时间、任务、指标面前，这些规定都不可能执行，而捕人、杀人批准权限也被最高领导毛泽东给下放了。

“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级喇嘛，3174名是中级喇嘛，13120名是低级喇嘛，摧毁797座寺庙；在1937年和1939年之间，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处决，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蒙古作为游牧社会，寺庙是少有的固定建筑，797座寺庙包含超过6000多栋古建筑，数百年所积累下的书籍、卷册、艺术品毁灭殆尽，寺庙的金银器皿被苏联搜刮而去。1941年又迫使蒙古放弃以维吾尔字母书写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书写的新蒙文，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歌颂与崇拜亦在被禁之列。

大跃进期间，公、检、法三家变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会判刑。由于被捕的人太多，而法院审判员很少，许多案件在判决时并不开庭，而是事先将判决书印好，直接在判决书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当时在玉树州法院有一张判决书竟判了183人。判决书这样写他们的“罪行”：“被告×××，解放前后一贯不务正业，品质极端恶劣，曾先后奸污有夫之妇607人，强奸妇女51人，鸡奸305人，互相鸡奸30人。”……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期间，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旋律时，毛主席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旋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是，建政前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明确告诉全党：“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江青可能不知道，跟江青斗法的，其实不仅有林彪，而且还有叶群。叶群利用林彪的名义，把周恩来和政治局委员们都调动起来与江青角力。在这场角力中，林彪只是叶群手中的一张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