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主政的领导，在改革开放后继续担任重要职务，是有可能篡改历史的。”“中央1959年春天就知道饿死人，但不知道严重程度，1959年冬信阳事件以后才知道问题严重。”“饿死人最多是1960年。如果1959年庐山会议不开，可以少饿死2000万人。庐山会议本来是想解决问题，结果彭德怀一封信，7月23日毛泽东一讲话，马上将它反过来了。”“饥荒的原因就是三面红旗，你不否定三面红旗怎么行呢？”“大跃进开始时刘少奇比毛还左。”“刘少奇土改时就很左，四清时也很左。毛说他形左实右。”

金庸父亲土改被冤杀，则是上世纪50年代初用暴力方式巩固新生政权的一场常见事件。在1951年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全国被镇压的地主不少。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中的另一个宗师——梁羽生的父亲也在其中。

许多中共基层干部也都感到了共产党在农村社会出现了统治危机。用浙江安吉县的一位基层干部的话说：农村党员中，“积极可靠只占40％，有50％的动摇，有10％的也反对共产党”。群众中“实足有70～80％的人反对共产党”，“现在走路也讲共产党不好，吃饭也讲合作化不好，甚至在大街上公开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5页。)其他地方的基层干部也都有类似性的语言，认为中国要出“匈牙利事件”，一定出在农民身上。

两会落幕的当天，和郭文贵合作爆料的“明镜新闻”在youtube上的频道被关闭。这俩事有联系吗？连我本人也小小地中了一招

在十七大前，中国原副总理田纪云获得与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就“十七大”与有关问题面谈的机会，并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老友，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署长的杜导正。杜导正认为这个机会太难得，希望借田纪云向胡锦涛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其中谈到，“大批老干部和老知识...

资深学者、翻译家资中筠，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在从事外交工作期间，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非专职翻译。2011年《资中筠自选集》出版，她在该书首发式上发言，对长期长期批判毛泽东的经济学家茅于轼称赞有加，她说：茅于轼先生自从退休以后做的...

“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是1955-1956年轰动中国的一件大案，此案的公布离“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不久，使中国知识界和广大干部群体大为震惊。在“丁、陈”一案中，周扬固然有其严重的责任，但真正的决策者是他身后的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对丁玲的反感有历史...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著作《邓小平时代》出版后引起的争鸣持续不断。2014年第4期《炎黄春秋》刊登汪有芬文章《也谈<邓小平时代>的硬伤》，论述了叶剑英究竟是支持华国锋还是促他下台，傅高义是否有意贬低华国锋，不谈邓小平不足并为邓不足辩护是傅最大败笔等三个问...

陈希同与胡长清都是被判刑的中共省部级高官，胡长清甚至是中共建政以来首位因贪污罪名被法院判处死刑的副省级干部。然而对于他俩的判刑，赵紫阳晚年与自己老下级杜导正的谈话中，道出不一样的评论。杜导正将这些谈话记录在自己的回忆录《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中。...

大跃进期间，公、检、法三家变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会判刑。由于被捕的人太多，而法院审判员很少，许多案件在判决时并不开庭，而是事先将判决书印好，直接在判决书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当时在玉树州法院有一张判决书竟判了183人。判决书这样写他们的“罪行”：“被告×××，解放前后一贯不务正业，品质极端恶劣，曾先后奸污有夫之妇607人，强奸妇女51人，鸡奸305人，互相鸡奸30人。”……本文摘自2010年第1期《炎黄春秋》，作者尹曙生，原题为《公安工作“大跃进”》。

最新消息：美国《外交政策》期刊近日公布百大思想家名单，2016年5月台湾新当选的领导人蔡英文以勇于挑战强权获此殊荣；而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对岸领导人，前不久好像也获得了什么封号——从一个人所获得的称号或封号，足可证明此人在世人心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国或...

“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级喇嘛，3174名是中级喇嘛，13120名是低级喇嘛，摧毁797座寺庙；在1937年和1939年之间，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处决，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蒙古作为游牧社会，寺庙是少有的固定建筑，797座寺庙包含超过6000多栋古建筑，数百年所积累下的书籍、卷册、艺术品毁灭殆尽，寺庙的金银器皿被苏联搜刮而去。1941年又迫使蒙古放弃以维吾尔字母书写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书写的新蒙文，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歌颂与崇拜亦在被禁之列。

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实际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完全靠中央文件和最高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而毛泽东在具体领导镇反运动上，仍然沿袭革命战争年代指挥战争的办法，在捕、杀人问题上，下指标、定任务、定时间，主观臆断，急于求成，不断地发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时必须逮捕多少人、必须杀多少人。但是在毛泽东指定的时间、任务、指标面前，这些规定都不可能执行，而捕人、杀人批准权限也被最高领导毛泽东给下放了。

2016年，中国媒体的生存状态有如雪上加霜，除了与全世界媒体同样承受市场下滑、广告收入减少、裁员等衰势之外，还多了一重政治整肃。因此，决定中国媒体生死的不仅只是互联网时代必经的纸媒市场萎缩，更多的是政治因素。中国媒体命运的国际大背景对中国媒体命运，必须放置...

陈有西律师称：“家属与责任方的协调和解，我们没有参加，不知内情，对于协议内容亦不了解。”1月4日，炎黄春秋事件联署人发表公告，参与雷洋事件共同联署。鉴于雷洋事件已经由刑事案件转变成为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公共事件，作为北京市的市民，要求公开协议的全部内容。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江青可能不知道，跟江青斗法的，其实不仅有林彪，而且还有叶群。叶群利用林彪的名义，把周恩来和政治局委员们都调动起来与江青角力。在这场角力中，林彪只是叶群手中的一张牌。林彪秘书李根清说，林彪是个“甩袖掌柜”，毛泽东曾批评他“想当明世宗”...

我曾见杜老当面向中国艺术研究院来人宣称，如果要把《炎黄春秋》变成《人民日报》、《求是》，《炎黄春秋》可以不办！他要办的是民刊，而非党刊。这种的鲜明自觉，使《炎黄春秋》从众多的文史刊物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一个启蒙思想的策源地，成为中国人向往民主自由的一面旗帜。那些靠垄断思想、钳制舆论推行愚民政策的权势者，总感到芒刺在背，坐卧不宁，必欲除之而后快。《炎黄春秋》被夺权以后，中国大陆舆论的冬天终于来了。但我还是不免想起雪莱的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期间，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旋律时，毛主席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旋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是，建政前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明确告诉全党：“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厌倦了这个党的你死我活、尔虞我诈；躲避着这个党的恩怨情仇、血雨腥风，看透了这一切，他选择了远遁加拿大，终于得以善终。多年以后，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沉痛地感喟道：“我曾枝枝节节的有过许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证我无力挽狂澜于既倒。难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样，听由斯大林杀害吗？因此我脱离中共，离开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应当采取的正义行为。……在中国的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炎黄春秋》正在和它的主管单位打官司。这个单位名叫〝中国艺术研究院〞。它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在2014年9月分配给《炎黄》担任主管单位的。3个月后，即2014年12月18日，这个研究院和《炎黄》订了《协议》。《协议》规定：〝《炎黄春秋》发稿、财务、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