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等身终散尽为谁辛苦为谁忙 （接上篇） 十年文革大家历劫 文革十年浩劫，就像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这张网从天南横贯地北，中国人没有几个能漏网的。早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的张伯驹，注定在劫难逃。张伯驹因为做了两首金缕曲，以“反动文人”、“封建阶级的孝...

毛泽东：办了十件好事，九件是好的，一件是坏的，把坏的统统登在报上，假定这样，国家就灭亡了，而且应该灭亡。我就赞成灭亡，我就跑到农村去，率领农民，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去)，我另外组织，推翻这个政府。

朝鲜战争爆发后，共军入朝参战，“性”闻依然不断，并开始“国际化”。朝鲜人家的青壮男人大都上了前线，老人妇女就守家种地，一帮驾驶兵就乘虚而入（在朝鲜几乎所有的志愿军汽车兵都深知此道），他们先从车上取下些食品或日用小百货之类的，送给房东青年妇女博得欢心，仅一夜间就得手犯事。

《张春桥狱中家书》在香港面世以后，有人被张对女儿、后代的爱而感动，认为他是一个有人性的人，充满了爱心。有些人不知道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当看到社会中的不公，误以为再发动一次文革就可以解决问题，称赞张春桥以文革思想逻辑对时政的评说，甚至集会纪念张，为他招...

为了“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李爱芝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杉树刺、棉杆、火钳，烧起熊熊大火，把毛远明推到火上烤、烧，最后李爱芝从火堆中抽出火钳，捅进毛远明的阴部。批斗后缪正龙找毛远明谈话时，她的右手已经折断，头发已经烧光，遍身伤痕、血迹，一股浓血从阴道中淌出来，裤子里窝着团团大便。但缪正龙仍然逼她承认冒充毛主席亲属，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说她太顽固，11、12日晚上用“疲劳战”“车轮战”继续批斗，绑、跪、吊、打。手段极其残酷。最终毛远明、毛远春不堪折磨，纷纷自杀身亡。

饶漱石与高岗没有往来过，两个人生活习惯很不同，高岗好跳舞，搞男女关系;饶很保守。在北京，他给我的印象，除了开会，他没有上高岗那儿去过。后来我们听说“高、饶”之事后，很奇怪：接触都没有接触，“怎么联盟”呀?

毛远新曾说，毛泽东在临终前遴选接班人时，他最属意和看重的是张春桥，但又觉得张春桥不能服众，于是经过翻来覆去的思考，最终选择了华国锋;就是在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时，他还是想让张春桥做“军师”，即让张春桥辅佐华国锋。

朝鲜战争结束三年之后，毛泽东就已一再表示，帮助朝鲜打这场仗是错误的。只是他把这笔账完全算到了金日成和斯大林的头上。

在大跃进与大饥荒期间，安徽毫县发生了大量人吃人事件，人们为了不被饿死，经常将已去世的亲人进行烹煮食用，将亲人杀死食用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把已去世者的尸体从墓中挖出食用，还出现了人肉交易市场。

1951年2月中旬，毛泽东直接电告上海、南京两市委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1500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否妥当，请你们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0人，这个数目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0余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作者卢弘是解放军前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的女婿，《炎黄春秋》创办人和前主编。 我的比较密切的战友中，有两位李姓姐妹。她们家共有姐弟五、六人，我相熟的主要是其二姐、三妹和一个兄弟，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或曾是)我的文艺战友，其余几位我也认识，只是交往相对少些，...

◇王洪文被关注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了解最初得之张春桥。张春桥、姚文元１９６７年初回上海工作时，每隔几天就要向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写书面报告，汇报上海情况。据徐景贤回忆，毛泽东当时“给了张春桥一个任务，要他物色新的上海市委领导的人选”。这样，从张春桥一系列书面...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令。鸦片体积不大。把鸦片运到延安或特区其他指定地点，再从那里送往中央政府所辖各省，以高价出售，并不困难。

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永远无法治愈的精神的创伤。细心的女儿发现，复出后的父亲很长时间仍摆脱不了被千斤巨石压住的感觉，他的心很累很沉重。他睡相不好，梦话很多，大都是“昨天”的内容，背景要么是山东大学，要么是月子口。有时，父亲鼾声刚起，又悚然惊起，马上就展纸捉笔，速速写下，第二天一看，全是“检讨”“认罪”!而“昨天”在他思想、精神上留下的烙印，或许更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创伤。

“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又为下半年的财政打下雄厚的基础，八月后新货收起，再加下半年税收增加，各机关部队继续从事生产自给，这样就勉强的渡过了一九四二年。这一年特产收入139,623,000元，占全部岁入40%……由于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所谓“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就是种植罂粟、贩卖鸦片。

在毛泽东没有当上名正言顺的最高领袖时，他就把当选为总书记的张闻天称为“皇帝”、把刘英称为“娘娘”，把他们的住处称为“皇宫”。他有一次和丁玲开玩笑地草拟官员以至三宫六院的册封名单。从毛泽东的一生追求来看，他继承的确实就是打江山坐江山这个中国皇权传统，他要搞的就是独裁专制。

对于高岗事件，官方作结论时，称之为“阴谋活动”和为加强个人权力而进行的“无原则”活动。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曾两次访谈高岗秘书赵家梁，解密与中共官方结论不一样的高岗事件。 高岗墓碑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砸掉半截 第一次访谈：200...

“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说宴请要简单些，这就同周总理有矛盾。周总理觉得中国是大国，要吃得好，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国的气派。在这个问题上，闻天和周总理两个人不合拍。总理就是好排场，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关。当年他就要我带头穿绸缎。“

毛时代的政治运动是一场接着一场的，而镇压反革命运动，则是中-共建政初期有名的三大运动之一。在这场历时两年多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有几十万人被杀，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在《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中发表原题为《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一文中说，镇反运动中死者超过三大战役。

“当年滨海边疆区有个官迷心窍的家伙——叫什么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为了往上爬，昧着良心把两千多名中国人打成日本间谍。间谍罪就是死罪。名单上报后，莫斯科甚感满意，便电告他去莫斯科接受嘉奖。孰料，一听说让他去莫斯科，这家伙反被吓破了胆，多年的职业生涯告诉他，去莫斯科是条不归路，不去也在劫难逃。他当然知道，干了这样伤天害理的勾当，莫斯科岂能留下活口?为了活命，只有一条路可走——跑。于是，他提着箱子，装着远东防御图，投靠了日本人。在日本当了顾问。日本投降前夕，被日本人杀掉灭口了。这应了那句老话：恶有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