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暑假，我在县高中守校，8月初一天，在县体育中心广场，看到黄天辉被五花大绑押在台上，罪名正是他制造的天坑坑杀案。宣判大会后，黄天辉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我注意到他居然没有认罪悔改的神情，而是将头不断从押解人员强按的手中挣开昂起。如此罪大恶极之徒，至死无悔的表现，究竟深藏着社会与人生什么样的密码？这显然是值得探究的课题。

陈西与刘贤斌从1989民主运动至今31年中，二十多年在监狱中度过，由此可见他们为推进中国民主进步而保持的坚定信念，付出的艰辛努力，作出的卓越贡献，献出的巨大牺牲。他们选择了如此苦难的人生之路，皆因他们怀抱着八九当年的理想，坚守着八九民主运动的精神，并决志终其一生要将其实现。

1989年春夏的反腐爱国民主运动，是民主与专制、人治与法治、文明与野蛮、人性与兽性、善与恶、是与非的较量。最后正义遭致屠杀，文明遭致镇压。30年来中国大地腐败横行、公权肆虐、黎民涂炭、道德崩溃、是非颠倒、文化凋敝、社会危殆，实证着“六四”大屠杀的深重罪恶。

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理念上，这个社会依然信奉打江山坐江山，无论是官二代还是红二代，不管有多少分歧，但都有一个共识：国家是权力集团的国家，贪腐与否是权力集团内部事务，与天下百姓无关，而权力绝对不能与天下百姓分享。所以，中国反腐只能是治标，不可能走向治本。因此，不管今天反腐多猛烈，那都是暂时的，一阵风似的，过后一切照旧。

反腐就是十九大的生死之搏 王德邦：由中共十九大前权贵们不约而同论定“反腐严重矫枉过正”，到热衷传播海外爆料，表面看是互不相连的两回事，而实际上却是围绕反腐而展开的搏击，即对过往几年来反腐的历史定性与未来走向进行社会动员性干预，目的就是扼阻反腐的持续。

中共中宣部副部长蒋建国“要管今后二三十年”的言论经媒体报导后，各方分析认为，这是透露了7月26日、27日，京西宾馆举行省部级高官专题研讨班“无纸无笔”秘密会议的部分内容，与此同时，有分析认为，“十九大前权力集团追责攻防”：追责中共腐败根源的前30年是管...

具体致使中国今日腐败演化到如此严重程度的直接缘起应是「八九‧六四」屠杀，随着当局对反腐者的镇压，腐败勃发肆虐就成逻辑必然，而促成中国腐败极速壮大泛滥的时期应是江泽民时代。在「脚踩西瓜皮，滑到哪裡算哪裡」的丧失信仰与责任的无赖意识下，在告诉官僚「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难友」的同罪共存黑帮与土匪作派下，公然鼓动「闷声发大财」的不讲原则与法制，拉帮结派，门阀投靠，朋党比周，营私舞弊，强取豪夺，就成为中国政治的常态。

随着岁月的流逝，“六四”屠杀给中华民族留下的后遗症已日益显露，正以铁的事实让世界清楚地看到：不治愈这个伤口，中华民族无法跨入现代文明的门槛，无法摆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困境，并且还将拖累、毒化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

在坐出租车前往首都机场的途中，我们无意间聊到了朝鲜问题。当时我问国保：「如果朝鲜拥有核武器后，最有可能打向哪裡？」此问一出，顿时车内陷入沉默，好一阵后我只好自己回答：「最有可能打向北京」。

马列理论决定着朝核早晚必指向北京，而在中共十九大前朝核危机集中爆发，却是中国政权内部危机的外化。因此，中国要想最终化解朝核危机，还得从根本上解决自身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危机。

应该说，政法委由一度喧嚣要被取消，到最终只降格的过程，肯定不是那么风平浪静，其间各派势力使阴弄诈，甚至赤膊搏杀，可谓残酷而惨烈。而此中，民间遭受各种莫名的碾压，真是血泪斑斑。其中最为突出的事件是2011年2月的茉莉花事件与2012年9月的反日大游行。至今从各种汇聚起来的信息可见，这两次事件背后有政法系的魅影。

踏着六四鲜血登基的中共第三代掌门人江泽民，在唯GDP的畸形经济发展模式下，刻意顺应诱发人性的罪恶，通过权力与金钱媾合，将国家资源与民众个体权利变成掳掠剥夺的对象，以背道义、反法制、违天理的犯罪方式，结成与民为敌的权贵集团。在这里腐败成为了入伙权贵集团的“投名状”，是否腐败与多大胆腐败成为鉴别敌我与考验忠诚的标尺。

四川国保就对一被从成都接回老家控制的维权人士说：你有种就做点大事，搞点有轰动的事，否则我们弄你都没劲。而广东国保索性公开对一民主维权人士说：你最好拿起枪来干，我们镇压你好有成就感，这样小打小闹（指聚会、抗议等）没意思。还有的地方警察不时提醒异议维权人士：要经常做些事。更有一些上访维权者被不时告知「应该前往北京了」。由此显见这些维稳部门的人员在苦心孤诣製造一些「不稳定」，急切期待出些「大事情」。

中国近年来政治权力运作中的现实是常为人道的「政令不出中南海」。今天从反腐查出一个个团伙来看，这种现实的确是胡温时期的真实描述，且至今仍在延续著。因为今年五月在北京发生的雷洋事件，虽媒体披露习近平亲自严厉批示，但政法系至今拖延处理，这就显示著政令依旧难出中南海的现实。

中共十八大以来，新当权者所掀起的反腐浪潮激起了世人对其动机的诸多猜解，其中反腐就是新贵与异己的旧贵的权斗及反腐就是顺应民心与历史的变革，是有代表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从三年多来的各种反腐事实看，将反腐定性成权斗或变革，似乎都无法全面而客观地反映出这场反腐的实质。

一些曾经在江时代为官府座上宾的所谓外国专家，也发文以今不如昔来表达对江时代的思念，因为毕竟今天他们再难得到与权贵唱和的实惠了。谁又能否认导致这种局势不正是江时代的权贵们精心为之呢？江泽民自“六四屠杀”登基之后到十八大之前掌控中国政局的二十几年。这二十几年所谓中国的高速发展，就是权贵集团的突飞猛进。目前掌控中国权力与资本的各级大鳄，无不发迹、得势于这个时代。

毛时代正是一个权力至尊、无法无天、对抗人类普世文明——民主法治人权的时代，只要回到那个时代，权贵可以稳保自己地位利益，马列文士可以独享“学术”至尊。所以，今日中国回到毛时代的逆流的本质就是扼阻中华民族融入人类文明主流，抛开民主、法治、人权正道。

任志强所言“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是对政府“党化”批评，但是细究起来则是“为人民服务”式的假话、虚话。试问在中国，所谓“人民政府”什么时候不是党政府了？什么时候是为人民服务的？这六十多年来，人民什么时候被真正代表过？什么时候没有被抛弃到遗忘的角落？

尤其今年针对律师与维权群体的「七.一○」大抓捕更是耐人寻味。事件过去几个月後，再来审视这场直接传唤与拘押三百多人、波及全国且震惊世界的大抓捕，最後结果却是：其一、极大地为习近平访美添阻，激化起庞大的世界性抗议队伍，使他在人权问题上不好下台，颜面尽失，从而感到国内反抗力量的强大，势将考虑进一步加重国保权重；其二、大大激化了民间对立情绪，壮大反抗力量，培植「敌对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