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从共产国际回国的王明被人追捧，毛开始策略性退却，连合影都站在角落。这是他人生第二段屈辱时刻。在这个时候他酝酿了延安整风。

左权主动“求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与其头上的“托派份子”的帽子有关。1941年的一个晚上，左权找到彭德怀，流着眼泪说：“王明在中央，我永远也翻不了身！”当年，他再次写信向中共高层和毛申诉，但却没有收到任何结论。心灰意冷的左权很可能借战争之机，选择了轻生之路。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再度出现张国焘、王明身影。将张国焘罪名称之为是“挟兵自重、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而将王明的罪名称之为是“在党内拉帮结派、我行我素，不听党中央指挥”。并随之重提延安整风运动，借此强调“整风”的必要性。

中共建政后不久，王明前往莫斯科治病。三年多后，即1953年12月9日，他与妻子孟庆树，两个孩子明明、亮亮及保姆陈启珍回到北京，住进孟公府2号家中。回国后，王明参加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的一些工作。1956年1月，王明病重，他再度赴莫斯科治病，一家人同行。其后一直滞留在苏联，直至病逝。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死于莫斯科，终年70岁。这一生，王明至少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那就是留在苏联，否则他在文革中必定性命不保。

王明几乎每天至少在毛的住处吃一顿饭。几天后，王明出现了胃大出血，头也晕的很厉害，心脏虚弱。经医生诊断，好像是中毒。10月10日，王明就病的起不来床。2月12日，金茂岳按照毛的命令给王明送来了大剂量的甘汞和碳酸氢钠及硫酸镁合制的内服药水；2月19日，金茂岳又要给王明灌肠。出于怀疑，孟庆树请其他医生看了药方，证实药物具有剧毒性，可以致人死地，绝对不能服用。于是，孟庆树正式向毛和中共中央对金茂岳的罪行提出指责。

“刘少奇曾屡次警告王明，说：‘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同志就是犯上！’王明说：‘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权威是不能碰的。’王明说：‘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

在中共历史上，深得共产国际信任和重用的王明，曾经是位炙手可热的人物，但最终却在党内权斗中败于毛泽东之手，成了中共党史里的反面人物。司马璐在《中共历史的见证》里，为我们还原了王明落败的经过。1931年1月24日，中共政治局委员，特务头子兼管中共中央领导人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6月傀...

左权被戴上了“托派份子”的帽子，是件很严重的事情。1930年，左权回国后到中共在井冈山的老巢工作，而王明则在1931年取得了中共的最高领导权。也因此，左权成为当时中共肃反扩大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于1932年被撤销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之职，并被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此后左权多次申诉，但王明始终没有撤销给他的处分。

阿波罗网记者秦瑞报道/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近日，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将其吹嘘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然而，众所周知，这个所谓的“胜利”、“团结”是针对毛泽东而言。通过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进一步得到了稳固。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有机会整肃内部反对势力，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毛发动了一场持续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这1万5千个特务就是延安整风后期由康生直接指挥的“抢救”运动的产物。一个女学生在《我的堕落史》中写道：“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发展有6岁的小特务”。

毛泽东与尼克松。毛泽东曾经对三个人喊万岁，其一是王明，毛泽东的党内劲敌。受到苏联支持的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毛到机场接机，当面高呼王明同志万岁，不久即将王明斗倒并下毒谋害。其二是蒋介石，毛要与之争江山的对手。1945年毛赴重庆与蒋举行国共和谈，当众高呼蒋委员长万岁，随后，毛共全...

1960年康生作为观察员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坚持秉承毛的旨意，与赫鲁晓夫唱反调。1962年，康生指责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导致小说作者李建彤以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被关押审查，而牵连在内的共有60,000多人，被迫害至死的有6,000多人。康生之残忍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