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给99%的右派平反。在中央一级，只有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五个右派没有平反。为什么这5人不给平反？因为邓小平说了，反右运动没有错，错在“扩大化”。 为什么邓小平说反右的错误只是“扩大化”了呢？因为当年邓小平是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 如上所述，“章罗联盟”根本不存在，章、罗也没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邓不给章、罗等5人平反，不是因为他们是右派分子，而是为了保全邓的面子。

在中华民国时代，她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在中共治下，记者只是中共手中的工具。当中共不想用你这个工具时，随便找个借口，就把你整趴下了。 其实，客观历史事实是：1957年根本不存在什么“章罗联盟”，也不存在“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个文汇报的“民盟右派系统”。 毛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章伯钧这才猛然惊醒，刘王立明是罗隆基的相好，两人加上章伯钧夫妇，不刚好四个人吗？难怪彭真要找他和罗隆基谈话了。罗隆基当时的回答是：“有机会我是想出去，不过，现在不想走，我还要看看。”章伯钧比罗隆基老道，知道话中有话，表态说：“请转告毛主席，章伯钧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章伯钧后来对家人说：这个罗隆基真是傻气十足。

1957年北京人艺的最大难题是划不划焦菊隐为右派。“北京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次专门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后彭真发话：你们认为焦今后在人艺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就保护过关；如果没用，就划为右派。”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这也就是从57到76这一政治动荡的时期，中国仍然有重大科技成果的原因之一。

自1949年建政以来，凡是社会上开展的各项运动，吴晗无不积极参与，走在前头，一时风头无两。他可以把保护古建筑的梁思成批得失声痛哭；登上大会主席台高喊“我愤恨，我控诉”，痛斥“章罗联盟”；在批判罗隆基时，他一口气点出张东荪、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等17个人的名字，使他们个个划为右派。然而真正让人敬佩的却是陆校长家的女佣，她宁可以死相拼，也绝不昧着良心出卖主人。在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女佣面前，那些学富五车的读书人，只剩下摧眉折腰的奴才嘴脸。

12月7日清晨，罗隆基心脏病发作。罗随身带着硝酸甘油片。可是他在打开硝酸甘油片药瓶时没有拿住，瓶子落在地上。他就这样死去。直到上午8时，护士王小姐按时上门给他注射胰岛素，这才发现他已经去世。赵君迈说，罗隆基的突然去世，曾使章伯钧一连几天双眉紧皱，长时间地呆坐。他似乎想得很多，想得很远，却沉默不语。

皮带狂抽、血肉横飞之下，周围的受难者都咽了气。只有年近七旬的章乃器靠着多年习练气功的功力，在那里硬挺着，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间。作为收藏家的章乃器，自然也有着大量的收藏。除了被抄家抢走的外，其余的被康生下令装上六辆大卡车全部运走。文革结束后，章立凡曾收到一张权贵们攫取文物的不完全清单，其中有康生、陈伯达、林彪、曹轶欧等，尤以康生的胃口最大。

不查不知道，一查历史，像罗隆基、张国焘这些人，原来都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两人因带头闹事，都被警方抓过，不过当时的军阀都还宽容，学生一抗议，很快又把两人放了。那时候的学生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动不动就驱逐校长。张煜全、金邦正、罗忠诒都是被赶跑的清华校长，张、金二位，好歹还进了校门，在...

为何中共对于这6个人如此特殊对待？除了他们反对一党专制的“反动”言论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不能全面否定反右，因为当时邓小平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比毛还积极主张扩大打击。他自知罪责重大，若全面否定反右，邓小平自身也难免被追责。二是平反中阻力很大，曾参与当年反右的很多人都成为了各级部门的实权人物，他们害怕自己被追责。

不查不知道，一查历史，像罗隆基、张国焘这些人，原来都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两人因带头闹事，都被警方抓过，不过当时的军阀都还宽容，学生一抗议，很快又把两人放了。那时候的学生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动不动就驱逐校长。张煜全、金邦正、罗忠诒都是被赶跑的清华校长，张、金二位，好歹还进了校门，在...

最初罗隆基并没有体会到这种差异，只以为同为右派，待遇理当一视同仁。直到有天参加民盟学习会，散会后，罗隆基站在民盟中央朱红大门的一侧，发现走出门外的章伯钧，居然有小车来接，是一辆美国的老“别克”，顿时百感交集，内心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他眼睁睁看着章伯钧上了轿车，驶出视线，才挪动脚步，慢慢拐出了胡同。一回家，他就立刻打电话给章伯钧，气呼呼地说：“伯钧，看来先低头认罪的人，还是得了些好处呀！”

当罗隆基明白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时，他选择了放下，从失去王右家的痛苦中迅速解脱出来，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新的追求。他与史良、刘王立明、浦熙修、杨薇、罗仪凤等著名女性，以及许多不著名的女性或谈恋爱、或同居、或谈婚论嫁，却最终再也没有走进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