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警权无限大，外界已无法监察他们的运作；警队上下为了保护自己人或他们口中的手足，委实大有可能在调查中故意忽视某些重要证据，故意隐没某些资料，令调查报告结果对他们有利；而在没有其他佐证及独立证据下，死因裁判官根本难以接近真相，更遑论作出最接近真相的裁决。最终可能以死因不明、死于不幸结案，没有人或机构需要负责。对周同学而言这等同沉冤难雪，对他的家人、朋友、大学同学而言则是难以释怀。
在记者会表达诉求，甚至杯葛记者会，对于一些有政治洁癖的人来说，可能会视为与职业道德有冲突。但是，面对政暴警暴，记者作为社会的一员，如果未能加入反抗行列，那才是真正对香港核心价值的背弃。反送中运动持续五个月，和勇一家、如水抗争，迄今维持不谴责、不笃灰、不割席局势，民意未如中共港共所愿逆转，就是最好的启示：记者同样要有挺身反抗警暴的勇气和智慧。
像癌细胞般不断滋长的“警谎”与警暴倒不完全由警队自己造成，北京当权者及特区政府的纵容、鼓励与包庇同样关键。十.一庆祝活动北京高调邀请多位“制暴”有功警员，包括那位向市民擎枪的刘姓警长就是最佳例子。在北大人加持下，这位刘警长不但在官媒大大露脸，还不顾纪律与专业操守在大陆社交媒体大放厥词，公开批评香港法官审案时太宽松形同鼓励暴徒犯法，还质疑他们能否维护司法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