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中共搞从重从快的脱离法律的严打，就是凭中共中央的一纸文件，而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当时也有着大于法律的威力，此前三年时间建立的整个程序法瞬间遭到了破坏，法律服从了“红头文件”和个人意志，辩护人和律师开始成为摆设。刚刚开始恢复和走上正轨的辩护制度遭受了严重破坏。记得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有一起十几个被告人的团伙案，法庭审理完全是走过场，当中有几个人直接被判死刑和死缓，辩护人的意见完全没有被采纳。
当我在法庭上完全站在被告人立场为他们做各种辩护的时候，常常引来旁听人员的鼓掌和惊叹。记得一个抢赌台的团伙案，被告人被以抢劫罪定案起诉。我在法庭上首先指出赌台上的赌资是赃款，不受法律保护，抢赌台是黑吃黑的行为，应该定性为流氓罪。陪审团采用了我的辩护意见，改抢劫罪为流氓罪，刑期大幅减轻。旁听民众议论纷纷，觉得“犯罪分子”也可以获得辩护的权利，这在当年是非常震撼和新奇的事情。
黑板报的水晶：这件事情的恶心之处在于，当时敲锣呼救、众人转发传递，都是出于本能与朴素的人性。事过境迁之后，敲锣人开始指点江山，你们谁谁谁做得不错、谁谁谁别拉我下水，这种“逆袭”就不免令人错愕了。再加上蛆块链非要借机把全国人民硬切成方粉和反方两大阵营，种种丑态，触目惊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