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李锐被打倒、开除党籍。离婚前，范元甄天天晚上在家开李锐的“批斗会”。刚离婚，李锐无居处，范元甄将李锐的被褥枕头扔下楼。范元甄终身生活在仇恨中，晚年极其孤寂，亲友断不敢沾碰。最最可悲的是：她认为自己一辈子坚持了政治大方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女战士。

陶铸不仅人有主见，还是个耿直人，甚至耿直到了“天真”、“犯傻”的程度。江青是主席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领导人，可是陶铸却对周恩来说，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于有个名义联系工作。”本来，无论谁听了这话都会赶紧说“万万不可”，就此打住。可是周恩来虽不赞同陶铸，却偏偏借此机会从中挑拨，把陶铸的建议告诉了江青。于是江青跳脚大骂“你们见到鬼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

在土改的执行上，《土改法》明确规定，不准使用暴力手段，要给地主保存一部分房屋、家具和用品。但实际执行则完全是另一套。叶剑英在广东进行土改被毛撤了职，因为他搞的是和平土改，不符合毛要的暴力土改的意图。叶剑英被调回北京。土改官员方方也被撤职。陶铸被派往广东继续土改，三个月之后自杀的地主便多达数万。

江青和周恩来。(网络图片) 有如此恶劣的手段，就不要再奢谈什么美好的目的。——读戚本禹《回忆江青》有感。 文革风云人物、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最近发表了长篇文章《回忆江青》。这篇长文披露了文革初期中共上层权力斗争的大量信息。我以为这些信息大体...

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1966年7月16日我正在北京。那天，毛泽东在长江游水，轰动全球。我跟毛游过好几次水，因此几乎没有注意到这条新闻。我当时并不知道许多抱着怀疑态度的外国人，对一个73岁的老人能创下超越奥林匹克冠军记录之举，觉得不可思议。我并不...

1953年5月30日，吉林四平市烈士纪念塔，在四平市英雄广场矗立起来。正面为林彪题词，左面为高岗题词，右面陶铸题词，后面林枫题词，一年后出了高饶反党集团，高岗题词被凿下去了。文革中，林枫、陶铸被批，题词不保。“九一三”一声爆炸，林彪的题词也没了。只留下“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周恩来的讲话，通篇充满了卑躬屈节、谄媚奉承的表白。谁又可以说，在江青迈向更高权力的道路上，没有周恩来推波助澜的一份功劳？周恩来要做一个响当当的文革派，以至于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中央文革小组还要左。周恩来对于江青的吹捧很大程度是自降人格。而在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把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抬到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可以说是居功甚伟。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吴南生（时任省委办公厅主任）回忆，毛泽东让人打电话叫刘少奇参加，刘在北京主持其他会议，北京方面问，能不能晚两天来？毛泽东大怒，写了个条子：“是哪个皇帝骑在我头上拉屎，现任命陶铸为特命全权大使到北京接驾。”刘少奇赶紧飞到广州。

在1980年的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曾担任赵紫阳秘书的陈仲旋借休会时间去看望了赵紫阳。交谈过程中，赵紫阳称“我想，最多干到七十岁就不干了”。吊诡的是，1989年赵紫阳因六四事件下台，当时距离他70周岁仅数月只差。（阿波罗网编者注：北宋邵雍的《梅花诗》预言：火龙蛰起燕门秋，原壁应难赵氏收。）

当毛泽东决心要批陶铸时，周恩来在“保持晚节”心态的驱使下，纵然有心想保陶铸，也不敢违抗毛的意旨，只好让陶铸先“顾全大局”了。以周的阅历和见识，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但他却没有对陶铸施以援手，站出来为他缓颊，反而硬着头皮充当了批陶会议的主持人，让陶铸为自己背黑锅，听任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马。这件事充分显露了周在政治上明哲保身的为人，周是欠了陶铸账的，而他本人也很快尝到了孤军作战的苦头。

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起初很惊讶！1934年1 月，高岗因奸污妇女受到严厉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都找女人。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他见党内一些高干与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羁，还有所发展。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

开饭前一个半小时，中央警卫局办公室主任田畴跑来找我。他十分焦急。他说食品化验在菜中化验出氰化物，全部饭菜封存，厨房工作人员也全部不准离开，汪东兴要我马上赶去省委招待所。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获得更大职权。相对于其它中央一线大员来说，周受冲击最少，其权力范围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因接管许多“靠边站”大员的工作而得以扩展。虽然周多受极左势力困扰（也曾为他们拥戴），但他也常使这一势力受挫。事实上他是这一势力屡屡想予撼动却又最难撼动的实权人物。虽然周仍在党内招路第三，但此时二号人物林彪在抓权方面不如先前二号人物刘少奇，故而给他留下较多的权力空间。林毕竟军人出身，对诸多政务之事既缺乏兴趣、也缺乏经验，再加上身体多病、性格孤僻、常年深居简出，故不得不在许多方面让权他人。

延安整风20多年后，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恰恰又是周恩来，刘少奇已从当年整人者的位置退下来，被迫进入被人整的角色。在周恩来担任专案组组长的期间，专案组“战果累累”。初战告捷，揪出了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史称为61个叛徒案。接着，扩大战果，最后将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案，不但刘少奇死于非命，而且受株连立案的有22,053件，并有28,000多人因此判刑。此案极有可能是盘古开天以来，株连人数最多的冤案。

1967年4月中旬，周恩来亲自飞赴广州，从15日晚上开始，连续三天召开群众组织座谈会。期间，针对广东“一二二”夺权讲道：应该说赵紫阳他们懂得，这不能够怪学生。因此我们说他让位不对。人家要印是有权利要的，你为什么让呢？你不签字，我们相信革命的学生也不会把你...

陶铸湖南祁阳人，李达湖南零陵人，他们都属于现今永州市，是山水相连的老乡。可是，党内斗争无穷期，同志下手无轻重;还有道是“老乡整老乡，两眼泪汪汪”。“文革”伊始，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就恶整李达这位中共主要创始人，使他最终在屈辱下含冤离世。

林彪、陶铸分别为黄埔军校第四、五期同学，两人都是校长蒋介石的学生。1966年文革爆发后，林彪、陶铸托黄埔军校同学萧正仪密携书信赴港，并请在港同学周游协助与国民党联系，寻求投诚蒋介石。两人在信中称“吾人处危疑之局，过多疑猜忌之主，朝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爱护学生无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机，或不责已往之错，肺腑之言唯乞代陈为感。”

有“南天王”之称的陶铸在文革中被折磨与患病惨死，只是毛泽东时代中共党内残酷斗争的缩影。然而陶铸之所以有此悲剧，与他在中共建政之初的经历密切相关，陶铸先后在广西、广东以残酷手段大杀四方的“功绩”使其在文革中遭整肃，而且是以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罪名被打倒的结局极具讽刺意义。

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在中共建政后共进行三次，分别从1951年1月至1953年；1957年6月至1962年10月；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1年林彪机毁人亡。是一场跨度长达近40年的政治斗争。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令中共中南局与华南分局矛盾激化，两方代表人物林彪、叶剑英正面交锋的背后又牵连着当时中共最高层的派系斗争，其中涉及毛泽东、周恩来、陶铸、广东“地方主义头子”乃至日后成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

毛泽东对华南分局领导土改的“右倾”很不满，于是在五一年十一月，把在广西主持剿匪有功，杀人四万（其中三分一届可杀可不杀之间）的陶铸调到广东，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自此以后，对地主越狠越革命的“极左”思潮便在全省土改队伍中蔓延。广东全省约百分之五点二土改队队员遭清洗或处死。可谓“村村流血，户户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