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尘渐散，红女远去，但盘点她们的家庭生活，印痕尚鲜，疤痂犹在。范元甄、杨沫、曾志、石澜……革命不仅进入这些红女的血液，也完全主宰她们的婚恋，实在也是一处“千万不要忘记”。
范元甄：阶级性代替人性
范元甄（一九二一～二〇〇八），李锐前妻，延安四大美女之一（另三位：江青、孙维世、苏菲）。范元甄晚年仍不承认有阶级性以外的人类感情。这位延安红女认为人类什么都建筑在“阶级性”的基础上。她与李锐及女儿闹翻，都是因为他们不承认阶级性。李范家庭生活，已成为中共红色婚姻“典范”，那个“政治第一”、那个折腾劲儿，后人真正“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一九四二年，二十五岁的李锐与二十一岁的范元甄相约：“两人关系以政治为主，时刻关心到政治。”婚姻幸福度取决于“进步速度”——组织信任与提拔速率。有孩子后，拖累日重，夫妻不知吵了多少嘴、伤了多少情。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范元甄致信李锐：
我什么也不能做，整日抱着，心似火烧。思前想后，只想把他勒死。我带他已至毫无乐趣的地步了。
一九五〇年四月五日，范元甄家书：
我十年来对你感情要求之强烈，从来是伴随着政治的……如果双方不进步，是不可能有美满的关系的。我有时决心要离婚就确是这样想。
李锐此时对夫妻生活退守“只要不吵架，只要有性生活”。①范元甄：“我与李某有过二十年的夫妻生活，那是一个有缺点的共产党（真心革命而入党的）和一个假革命之间的一场阶级斗争。”②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李锐被打倒、开除党籍。离婚前，范元甄天天晚上在家开李锐的“批斗会”。刚离婚，李锐无居处，范元甄将李锐的被褥枕头扔下楼。范元甄终身生活在仇恨中，晚年极其孤寂，亲友断不敢沾碰。最最可悲的是：她认为自己一辈子坚持了政治大方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女战士。
杨沫子女对双亲的“恶攻”
杨沫（一九一四～一九九五），红色小说《青春之歌》作者，一九三六年入党的“林道静”，家里一路鸡飞狗跳。文革中夫妇相互揭发，本有裂缝的夫妻关系降到最低点。杨沫与小罗秘书（小二十五岁）独居香山小院二十年。这位秘书就会拍马溜须，杨沫对他的关爱则远远超过任何子女。女儿马豁然对这位男秘很有意见，公开说：“我妈找了个面首，两人关系绝不一般，大白天拉窗帘，关上门打鸡血针，这正常吗？”儿子老鬼对母亲喜欢这位秘书始终不解：
尽管很多外人都非常崇敬母亲，我却崇敬不起来。喜欢不正直、爱说瞎话、机灵过头的人，就说明你与这类人气味相投，身子不正。这一点最让我瞧不起母亲，恼恨母亲，总感到母亲身上有股邪气。
文革中，老鬼与母亲的关系不说你死我活，也是恨不得踹上一脚。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马豁然致信母亲，猛烈抨击父亲马建民：
妈妈：我以万万分愤怒的心情向你控诉马建民虐待我的暴行……他的怒吼如虎狼一般凶恶，他的黑心如豺狼一般狠毒，他欲把我赶走之后，就可让他的尊妹兼情妇搬进来和他自由厮混……从今后，我绝不在你们马家吃一顿饭，我过去吃你们一点点残羹剩饭，是对你们的信任和友情，我既然恨透了他，就绝不吃他一口饭……必将报此深仇大恨！……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不是属于老无赖和黄脸婆姘头的。他们的好景不长了，日子屈指可数了，虽然死乞白列赖在这个世界上，可惜抗不过自然规律，入土半截了！……我一定要搞掉他的党籍，让他在众人面前恢复他的真面目……让他晚年不得好死！……他还放过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的三反言论，我一定不饶他，让他此生无翻身之日！③
虽然马氏兄妹并未化仇恨为行动，儿女如此“恶攻”父母，至少证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降至冰点以下。有人说，不少红色女作家的孩子对母亲一肚子意见。
曾志的浪漫情调及恋爱观
曾志（一九一一～一九九八），一生三嫁，均为赫赫赤色人物——夏明震（夏明翰之弟）、蔡协民（井冈山有塑像）、陶铸。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八日，陶铸在上海亭子间被捕，关入南京大狱。曾志此时在闽东“闹红”，当地临时特委组织部长，同时与宣传部长叶飞（后为上将）、任铁峰（游击队长）要好，遭组织处分。曾志：
当时我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只因为我是女人吗？我并没有去招惹他们，但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我对叶飞是有好感的……当时，我与他们两人关系较好，工作之余较常来往……陶铸来信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二十三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
抗战结束前，“从延安出来后，我正式向组织上打了离婚报告，我忍受不了他的大男子主义。陶铸表示尊重我的选择。因日本投降，时局突然发生变化，也就顾不上再扯这些个人的事了。到东北我们大家散多聚少，感情上一直未能真正修复。”一九四九年后陶曾夫妇仍一直吵架，一九六六年底陶铸临打倒前，曾志见丈夫处境极其艰难：“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争论不休，有时甚至吵得很凶，但是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同您争论了。”④此时，曾志才意识到夫妇和睦比什么都重要，有不同意见也不必大争大吵。
石澜：“获罪于天，无可祷也”
这些红女革命斗志高昂、性格钢铁般决绝，不知容忍退让，婚恋多不稳定。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南下工作团一位三十余岁女指导员，“有两片说不破的嘴唇和满腹的‘马列经纶’。她是四川籍的‘长征’干部……有人说她嫁过四次，结果都离异了。”⑤一九三八年入党的“相府千金”孙铮，“哪怕芝麻绿豆也得找组织谈一谈，有什么想法从不闷在心里。”⑥
革命女性石澜（一九一五～二〇〇五），与大干部舒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生活四十年——
我常常把在工作中的紧张气氛和原则性带到家庭中，因此与丈夫不断发生龃龉和争吵。
舒同感到家里跟社会上一样紧张，还不如不要这个家。石澜则一次次向组织上交家庭矛盾。“对这些矛盾，我采取了错误的处理办法，向有关的组织写信控告他。这些信又被转到了舒同手中，舒同震怒了，一九八二年向法院提出离婚。”石澜晚年才清醒，事情已无法挽回，她在法院判离书上写道：“获罪于天，无可祷也。”⑦
红女们认定世界充满阶级斗争，形成以斗为贵的人生哲学。这些革命女性成为一朵朵“红色野玫瑰”，谁爱她谁被刺，谁就成为她们的第一革命对象，丈夫都“革”不好，还拿什么去“革”别人？
如今红女虽逝，革命未远，留下的人文遗产仍在发酵酸味，还在阻拦世界潮流。
注：
①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二〇〇五年版，下册，页140；上册，页272；下册，页180、256。
②李南央：《她终于解脱！》，载《开放》（香港）二〇〇八年三月号，页70、68。
③老鬼：《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二〇〇五年版，页189、224、191～193、280。
④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上册，页207～208。下册，页398、443。
⑤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中央文物供应社（台北）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五版，页13。
⑥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二〇〇一年版，页266。
⑦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一九九七年十月第一版，页252。
《动向》2016年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