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可谈可不谈，因为针对阴干与合围中共，该做的都已做了，以后只是执行与深化的问题。既然在战略上部署停当，就不必太咄咄逼人，逼狗入穷巷，搞到狗急跳墙反噬一口，反而不美。因此美国三天两头晓以大义，就是要中共就范，大家以和为贵。

2023年6月4日，反送中名人王婆婆王凤瑶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附近的铜锣湾被警察拘捕今年六四的香港，出现与过去几年完全不同的现象。自国安法笼罩﹑疫情扑灭抗争之火后，香港这几年的六四，就几乎没有什么抗议事件发生，但今年，情况出现微妙的变化，铜锣湾接二连三出现个人自发的示威。先是行为艺...

六四在人民心目中早已盖棺论定，就是一场呼喊政治觉醒﹑要求政治权利的抗争。这个运动的性质，早在运动开始那一天就确定了，中共承认也罢，否认也罢，它的性质已在历史上确立，因为历史不是独裁者书写的，是人民书写的。既然平反六四是由上而下的，要建立在中共一朝悔悟基础之上，而这种仰仗“好皇帝”顺应历史潮流的希望，中国人一再落空，在习近平大踏步向左转之下，根本是不现实的，甚至也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人无须借助中共的“平反”，才能为六四正名。

中共在作极限思维，中国人也不可坐等历史机遇。中共的基层正在瓦解，官民对抗升级，民间戾气爆棚，下跪成笑话，喊口号白费力，动刀枪成风气。当中共接近最后疯狂时，如何因应时势推动世纪巨变的到来；当中共垮台天下大乱后，如何避免社会动乱，收拾旧河山，这才是我们今日应该操心的。

我相信总有一日，香港人可以重新集结，重新找到抗争的方式，去为自己的未来发力，那时，我们仍需要更多政治领袖，他们不但具有坚定的政治理念，还有经过磨难而铸就的意志力，还有在困苦中学习﹑修炼的政治智慧和组织行动力，这是我们对邹幸彤，以及梁天琦﹑黄之锋们的期许。

越是浅薄的人越喜欢显耀自己。改革开放初期，底层流民不怕死，最先踩红线做小生意，突然发财既惊且喜，“慌死”左邻右舍唔知，于是买豪宅开名车，收藏艺术品，搜刮奢侈品。穷惯了的人一旦发达，就不肯锦衣夜行，一定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平衡与生俱来的自卑感。他们不明白，钱买不来尊重，有钱有品才是人中龙，有钱无品只是得志猖狂的小人。

长时间以来，李怡都被人怀疑是中共间谍，在他的回忆录里，他也多次提及曾经为中共调查部搜集台湾与海外文化人的动向，为此曾得到中共安全部门的肯定。他的妻女以“调干”（干部调动)名义移居香港，妻子经安排在左派出版社工作，住家也由左派分配。李怡提到他的直接领导者蓝真，蓝真之上是香港中共调查...

李怡称自己为“失败者”，这是一种自嘲的说法，成败不取决于一生得失，要由历史来裁决。我们不能说张志新是失败者，不能说彭德怀胡耀邦是失败者，不能说六四一代是失败者，更不能说彭载舟及白纸革命的年轻人是失败者，他们只是尚未成功而已，他们最终将获得成功，这一点殆无疑问。李怡一生追求的理想没...

这些法官绝大多数受教于西方法律，长期在普通法体制下工作，他们服务社会的初衷，都是维护社会正义和法治道统，不是为中共的独裁统治效劳。之所以在国安法之下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只能归咎于经过利害权衡，选择向独裁统治下跪膜拜。从普通法的系统下叛逃，转身投靠中共的独裁恶法，夜半梦回，会有一丝一毫内心的不安吗？会因个人的利害违背职业初衷而辗转吗？每个法官都要经历一场人天交战，而他们最后选择了站在个人利益的立场。

明报抹去尊子的漫画很容易，但抹不去中共历史上的罪恶，抹不去共产制度的黑暗，抹不去特区政府助纣为虐的帮凶嘴脸，抹不去香港人的骂声。中共永远不明白这一点，人民的反对不在光处，便在暗处，光处看得见，暗处看不见，看不见的危险才是真正的危险。

台湾民间除了和平主义和爱台主义之外，尚有一个亲共主义，这部分人数或许不是太多，但能量不小。他们都是政商与文化界有影响的人物，表面以和平主义蛊惑人心，暗中贩卖中共的货色，作为中共别动队发挥作用。和平主义可以争论，亲共主义是没什么好争论的，亲共只能卖台，台湾人应彻底揭露这些人的面目，否则永远不得安生。

朋友传给我一张照片，大陆出版了一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的著作，习近平连垃圾分类都要管，农村厕所也要管，什么都管了，什么都烂尾。这个人施政都是花架子，好看不好使，也从不反省利害得失，只管凭“一尊”地位随心所欲，他只管做，做错了才补镬，补镬又错，只好再补，习近平就是一个补锅匠。

中国人只记别人对你的不好，不记别人对你的好，因为记住别人的好，就会有感恩之心，记住别人对你不好，就会有报复之意。感恩外国人，就不会感恩共产党，而共产党就是靠中国人的“感恩”才维持他的统治。所以中国人的自卑感与自虐心态，都是中共维持统治的社会心理基础，为中共所乐见。

二十多年前，龙应台在一篇文章中对胡锦涛说：“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意思是大家讲道理，不要暴力恫吓。龙应台等了二十多年，有没有等来中共的“文明”？至今中共仍用导弹战机和军舰来“说服”台湾，至于文明，中国没有中共之后才有文明。中共改革开放四十年，台湾人到大陆投资开厂，中共经济起飞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台湾人的支持，但中共并没有因此而文明起来，相反的，一旦钱包肿胀，又一脸凶相。

世上没有一种制度可以设计到滴水不漏足以防范贪官污吏，民主国家最有力的监督机制，就是新闻自由和人民的言论自由。只要赋予媒体监管政府的职能，媒体自可无孔不入地追寻一切政府弊端。而人民一旦拥有言论自由，随时可以揭发官员的腐败与惰政，政府本身就不需要担心，所有的贪官污吏都随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百年变局不会成为习近平一人之功德，时代潮流与人民意志并没有赋予他这样的历史使命。他只不过以匹夫之勇，号令九千万中共党员和十三亿中国人。不是中国人和中共党员想撬动地球，只是习近平一个人打算撬动地球。中国人喜欢问，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其实时势与英雄是互相造就的。一个英雄人物只有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顺应人民的政治要求，他才有能力影响历史进程，反之，背逆历史趋势和人民意志，不是他撬动历史，是他被历史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