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乡亲们怎样向驻队干部求情，说邓叔其实不是敌人，而是世代贫农，只不过是喜欢开玩笑而矣，不可能是隐藏的反革命，都统统没用，第二天县公安局就开来了吉普车，把邓叔带走了。还顺便把村里的几个老地主也一同带走了，说是同伙。邓叔在牢里只坐了两个月，天天被提审，见他实在说不出个所以然，把他放回来了，而反革命的帽子还戴着。
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我们队里一些年纪较大的人。他们告诉我：“咱们队的人都不坏，不欺负地主富农；别的队都穷得很，坏得很，把地主富农往死里欺负呢。”我们的队干部关国栋甚至说：“那些贫下中农代表都是八成儿人（即二百五）”,我不解地问：“那么又为啥要选二百五当贫下中农代表呢？”关国栋说：“嗨，你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吗？犁地要用爬山虎，搞运动整人要用二百五。”
不久我与晓玉结婚。虽然两家离得不太远，为了遵守对妻兄的承诺，平日我们是不串门的。他的三个孩子出生，我和晓玉都是晚间去看望。两家的孩子也从来不来往。有一次，路上一个童音在背后喊“姑父”。我回头一看，见一棵大树背后露出了半张小圆脸。我一注视他，他就又羞怯地缩了回去。 我赶忙走过去，蹲下身拉起他的小手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他抬手指着对面的院子。通过矮墙，我看到开着的窗扇里，有位老妪在向我招手。我抱起孩子进了院子。进屋后才发现，这不是嫂子的老祖母吗！
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被伤害的人遍及神州大地。这使人想起秦始皇的统治，赋役繁重，刑法苛酷，天下罪人不计其数，黥面、断肢者络绎于途。中国那三十年的人斗人，直接整死的，包括被枪毙的，饿死的，自杀的，武斗死的，估计有五千万之谱，间接波及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则超过一亿，约占当时全国人口...
那一天细雨霏霏，我们正在楼上吃午饭，忽然楼下有人喊廖老师。去看看，是哪个在喊。父亲对我说。我赶紧放下筷子，到窗前去看。窗口垂直往下便是大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个人，打着黄色的油布伞，看不出来是谁。不知道是哪个，伞遮着头。我趴在窗台上说。是何老师的声音。一定有事，我去看看。父亲放下碗筷...
父亲小气，吝啬得超常。家里有个很大的粮仓，里面摞满麻袋，有谷子、麦子、豆子、花生，可是难得蒸一回馒头，每天嚼的都是难以下咽的窝窝。在饭桌上掉一粒米是不允许的，父亲会把脸拉得驴脸一样长。他的眼睛本来很小，麻雀一样的黑豆眼珠，可此时会睁得很大，像要撑破眼眶，眼里透着威严，有一种让人心...
父亲是1949年参加革命的，湖北省军政干校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大军南下，一直到海南，后来随部队返回河南。1954年我3岁，随母亲到洛阳作随军家属。在那里，母亲又生下一个妹妹，取名洛佳（洛阳安家），后又生了个弟弟，取名洛兵。生活平静而又幸福，南方出生的我习惯了吃馍、吃面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