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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右派就差一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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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细雨霏霏,我们正在楼上吃午饭,忽然楼下有人喊“廖老师”。“去看看,是哪个在喊。”父亲对我说。我赶紧放下筷子,到窗前去看。窗口垂直往下便是大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个人,打着黄色的油布伞,看不出来是谁。

“不知道是哪个,伞遮着头。”我趴在窗台上说。“是何老师的声音。一定有事,我去看看。”父亲放下碗筷,快步下楼去了。好一阵子,父亲仍没有上来。母亲要我到窗口去催父亲上来吃饭,于是我趴在窗台上喊:“妈妈喊你吃饭,爸爸!”门口站着的那人移开了伞,是个女老师。她仰脸朝楼上说:“告诉你妈妈,就几句话,就几句话。”不一会,父亲上楼来了,端起碗继续吃饭。他说:“是何老师。她写了张大字报,向学校领导提了几条意见,问我要不要签个名。”父亲举着筷子的手停在空中,望一眼母亲,接着说:“意见倒是对,就是口气不太客气。有两件事我也只是听别人说起过,并不在场。还是不能听风就是雨,要实事求是。我没有签这个名。”“不签也好,老老实实教你的书。”母亲说。

细雨一连下了两三天。第三天的下午,父亲快步匆匆回来了,锁着眉,绷着脸,进门就喊母亲:“道香,你看好险!那天何老师来要我签名,还记得不?”“怎么啦,你不是没有签吗?”我在做作业,母亲正织毛衣,眼都没有抬一下。“好险好险……”父亲找杯子喝了口水,站在母亲面前接着说:“何老师打成极右分子了,签了名的几个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明天上午批判,全校师生都要参加。你看好险!”望了望吃惊地抬起头来的母亲,父亲撮起手指,比划了个一厘米的手势,加上一句,说:“差那么一点点,就回不了这个家了!”

第三天上午,学校大操场上扯起一条大横幅,上书“坚决反击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批判会上领头喊口号的是学生会的一个学生干部,他情绪激昂,时不时振臂高呼“打倒右派分子!”嗓门都沙哑了,仍然不肯下火线,又冲上前台痛打披头散发的何老师。台下激起一片喊打声,有人冲上去对何老师拳脚相加。何老师高度近视,好几次眼镜被打丢了,摸索着从地上捡起,重又站到原先的位置上,脸上满是惊恐,完全不知所措。站在她身后的几名右派分子,惊恐之色也完全不亚于何老师。

打着黄色油布伞,站在我家窗口下的何老师,从此成了阶级敌人。1958年,我离开家乡醴陵一中,进省城当了职业运动员。两年后回家探亲,听一中教职工子弟说,何老师一直不服,所以一直挨整,好几次被逼得自杀,吞六六六粉,跳渌水河,都被发觉,求死不成。她的几个女儿中,有一个是我妺妺的同班同学,其生活之清苦、窘迫、寒酸,妺妺说实在是一言难尽。三十年后右派平反时,何老师已经不在人世了。

当初那个带头喊口号的学生干部,不久入了党,后来留校工作,后来又调往县委,升了官,直到因心血管病去世,都是阶级觉悟很高的好同志。

也是此后不久,离右派帽子仅仅一厘米的父亲,教研组组长的乌纱帽也丢了,从此落下个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名声。他的一个好学生,叫姚玉兰,后来在湖南师范学院任教,每向我提起他们的廖老师,总会加上一句:“好老师,就是胆子小。”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三期,2010-09-01)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黑五类忆旧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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